[转帖]王嘉良回忆录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08:36:00

王嘉良回忆录 （一）闯关东 
　　王嘉良：山东黄县人，1933年出生，善用中炮过河车布局，棋风勇猛，大刀阔斧，攻杀力强，故有“东北虎”之称。1956年、1959年和1959年先后获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全国象棋赛亚军；以后至1981年，又七次进入前六名。1982年获中国象棋大师称号，1984年获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称号。1979年起任《北方棋艺》（现《棋艺》）主编，1985年任黑龙江棋院副院长。
　　您是山东人，是怎样来到东北生根的呢？
　　一切要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老家在山东省黄县，爷爷是教书先生，收入微薄。家乡人多地少，家里的生活十分艰难。受生活所迫，父亲和叔叔两个人背井离乡，跑到东北讨生活，就是所谓的闯关东。父亲来到哈尔滨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和叔叔两个人在一家叫东发和的家具店学徒，勉强混口饭吃。父亲在家具店学了五六年徒，1932年哈尔滨发洪水，父亲就回到了山东，叔叔一个人留在哈尔滨。
　　1933年我出生后，家里的生活更不好过了，父亲没有办法，于是一个人独自来到东北。我母亲一共姐妹四人，我二姨家住在黑河，父亲这次没去哈尔滨，而是去了二姨家。我父亲会说一点儿俄语，他和姨夫两个人去每参崴的边境和苏联人做货易货。那时有句俗语叫“唬弄老毛子”，就是说苏联人比较实在，几乎没听说有坑骗中国人的事儿发生。这样跑了两三年，由于赚不到什么钱，还要在边境线上来回跑，父亲就不打算再做下去了。
　　我姨夫在孙吴县有间房子，借给我父亲开了间杂货铺。那时东北的山林很多，靠山吃山，杂货铺里卖些木耳什么的山产品，这样父亲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于是母亲带着四岁的我来到了孙吴县。
　　初识象棋
　　您是怎样学会下象棋的呢？
　　我父亲极爱下象棋，擅走拐角马。孙吴县棋风较盛，父亲在县里能排第三，和前两名水平相差也不多。县里有个小市场，非常繁华，在一家书馆门前长年摆着一盘棋，只要不下雨，每天都围着好多人。父亲经常去那里下棋，杀上了瘾也不知道回家吃饭，母亲做好了饭就让我去叫他。父亲总是让我等一会儿，下完这盘再回去。我就在旁边蹲着看，时间一长就学会了，后来也下上一两盘。不过那时候还小，玩的东西很多，还没迷上象棋。
　　父亲去世
　　我十多岁时，东北局势十分紧张，由于在东南亚各国节节败退，日本极力想保住东北这块肥肉。父亲在一次防空演习中忘记了关灯，结果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扔在水牢里关了十多天。放出来后就得了水肿病，半年多就死了。父亲去世没多久，苏联红军就进入了东北。孙吴县有条河，以此为界分为南孙吴和北孙吴。苏联红军一支一千多人的先头部队在北孙吴中了日本人的埋伏，死了几百人。后面的大部队一上来，埋伏的日军挺不住了，开始往南孙吴撤退。到了河边时桥被炸毁，几千日军全部死在了河里。苏军由于中了埋伏，迁怒于中国人，将北孙吴的人除了女子和孩子全都抓了去，后来我只知道跑回来两个人。南孙吴的山中有个极大的军事工事，驻有几十万日军。苏联红军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就这样一南一北地僵持着。可坚持了没多久，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日军中将被吊死，围了很多的中国人观看，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八·一五光复。
　　战争虽然结束了，可生活却没办法继续下去。父亲去世，惨遭战火的孙吴县已经破败不堪，学校被炸成平地。母亲只好将杂货铺典了出去，带着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去投奔哈尔滨的叔叔。
　　象棋生涯的开始
　　叔叔和父亲当初一起来到哈尔滨学徒，父亲回山东时他就留在这儿，几年辛苦经营，也开了一家小家具店。到哈尔滨后，母亲打算让我考一中，继续学业，没想到此时我却迷上了象棋。
　　哈尔滨当时有名的五虎将之一姓田的，和我下了一盘让两马的棋，结果那盘棋下和了。姓田的说：“这小孩还挺厉害。”于是他就告诉我一个地方，在道里七道街有一盘棋，让我去那儿下。我家就住在八道街，离得很近，就去了。棋局在七道街一家染坊的门口，染房老板姓吕，棋力一般。哈尔滨有名的五虎将都经常去那儿下棋，我天天泡在那儿，获益匪浅。真正影响到我未来的是，我在那里遇见了我的“启蒙老师”金启？先生。金先生也是五虎将之一，人挺随和，写得一手极好的毛笔字。他见我好像不太懂开局和残局，就把我领到家里，把他收藏的《桔中秘》、《梅花谱》、《适情雅趣》等书借给我看。我如获至宝，每天捧着书看到很晚，早把上学的事丢到一边去了。（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08:36:00

王嘉良回忆录（二）
在孙吴县的时候您是怎样下棋的呢？ 
那时候我仅仅是会下，但是不怎么爱好。主要由于我父亲的棋好，经常有人找他下棋，我很少去下。父亲也并不和我下棋，他的残棋功夫较好，有时也指点我一下。 
那您是到了哈尔滨以后才开始下棋的。
对，我叔叔在道里八道街开了一家小家具店，我住在后院。自从在七道街认识了金先生后，我开始看他送给我的书，是《象棋谱大全》中比较重要的《桔中秘》和《梅花谱》等。我看《适情雅趣》时开始对杀棋十分感兴趣，时间久了，仅看图就能算出十几步的杀着。金先生还送给我一副棋子，是硬木制的，上面的字刻得极好，而且这副棋子还很有 “来历”。满洲时期哈尔滨举行象棋比赛，金先生力挫群雄，夺得了冠军，这副棋子就是得的奖品。我十分喜欢这副棋子，就做了一个木头棋盘，天天抱着棋去公园（今天的兆麟公园）下棋。当时公园里还有些动物，最有意思的是在一个大台子上的象棋表演。每一枚象棋子足有洗脸盆那么大，走棋时得小孩去搬。我那时天天泡在公园里，对象棋已经着了迷，也不上学了。
在这段时间我的棋飞速地进步，对哈尔滨的棋坛也基本了解了。当时哈尔滨最厉害的两个人是王若全和毛如阁。王若全是青年中医，后来成为中医学院教授，毛如阁家住道外，由于有一只眼睛不好，棋友们都叫他毛瞎子、外号毛大侠。
我初见王若全时曾输给过他，大约半年以后，我又找他下棋，结果连和三盘，从此他再没和我下过棋。
这时您在象棋界也有点名声了吧。 
反正当时在哈尔滨对手已经很少了，这得提起一个人。此人名叫王敬宣，是五虎将之后的第一高手，擅走单提马，谁要是能把他赢了，就可以算是哈尔滨的一流高手了，此人可算是当时哈尔滨象棋界的一把尺子。有一次我们在太极卦馆唠嗑，王敬宣说起谢侠逊下盲棋的事儿，说他如何如何的厉害。我一听就说：“那也不算什么，盲棋我也能下。”他听了并不相信，非要和我试试。其实我以前也役下过盲棋，就是经常看棋书，加上年轻时记忆力好，就和他这么下了一盘盲棋，结果我就把他赢了。于是他写了一本叫《后生可畏——哈尔滨象棋三少年》。其实现在说起来下盲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是高手都可以下。 
象棋三少年指的都是谁呢？ 
第一指的是中医学院的王若全，第二个就是毛瞎子，第三个说的就是我。后来王若全专心研究中医学，没有时间下棋，他的徒弟张东禄就补上了他的位子。
张东禄的棋很好，有一天他跟我说沈阳来了个高手，头一盘就把毛瞎子赢了。我一听来了劲，就跑到张东禄家邀请这个人下棋。此人名叫曹洪起，外号曹刷子，这次是来哈尔滨出差。我们在张东禄家下了两盘棋，我输了一盘和了一盘，他就不和我下了。因为他后来又输给毛瞎子两盘棋，他总找毛瞎子下，想捞回来。 
半年以后，他又从沈阳来哈尔滨，我又去找他下棋，他输了。他就跟我说起沈阳的一些高手，有八大怪，四猛将，五大高手等。他说：“你要有机会到沈阳可以会一会这些人。”而且他还告诉我沈阳、长春一带棋风极盛。
去沈阳之前我到过长春，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凤春。我和他下的第一盘棋就输了，开局一步飞相他就看了15分钟，棋下得极慢。到中局时有一步极简单的棋他竟看了80 分钟，这在围棋里也算是长考了。我耐性不够，实在坐不住板凳，结果这盘棋就输了。我们两个人因为棋成了好朋友，他就介绍我去沈阳鲁家茶社，那儿有不少高手。 
后来您是怎样去沈阳的呢？
我当时在哈尔滨的一家工厂学徒，我所在的工厂在沈阳开了个分厂，刚刚建好，需要去一批工人。本来是没打算让我去的，可是我惦记着会一会沈阳的高手，便极力要求去沈阳的分厂。
到了沈阳后我按着刘凤春的指点去了鲁家茶社。鲁家茶社在沈阳北市场，名字虽叫茶社，实际上来茶社的人都是下棋的。每天早晨花两毛钱要一壶好茶，就可以一整天在那里下棋、聊天。
鲁家茶社的生意不错，当地的许多高手都在那儿下棋。 
下彩棋的多吗？
没有，当时东北没有下彩棋的，南方下彩棋比较盛行。
在鲁家茶社我最先遇到了董玉科，人送外号列炮王，先后手列手炮很厉害。被我赢了后，又有一个叫铁林九的，棋比董玉科还要好，但还是被我赢了，后来再战薛家语时我就没能赢下。然而最遗憾的是没有会一下沈阳的第一高手，曾得过满洲第三的那留旭，还有沈阳高手崔士杰。我很遗憾地回到了哈尔滨，心中又冒起了个新的念头。（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08:37:00

王嘉良回忆录(三)
　　在沈阳我只待了二个多月就回哈尔滨了。沈阳的名棋手基本上都见过了，还认识了一些朋友，比如说沈阳四猛中的常德，我们一见投缘，称兄道弟的。在沈阳时他就邀我去他家住，我没去，一直住在单位。 　　一回哈尔滨我就想起刘凤春曾对我说过他的师兄赵文宣，刘凤春说：“赵文宣是东北第一高手，得过华北冠军，曾代表华北地区参加过比赛，你要是生活好的话可以把他请去。”刘凤春把赵文宣的地址给了我。我和金先生、毛瞎子，张东禄一商量，几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请赵文宣到哈尔滨来。 　　赵文宣原来是个地主，家业早已败落，生活困难。但这个人很好，非常爱交朋友。我们给他去了封信，邮了些路费，他还真的来了。来了以后他就住在金先生家。 　　赵文宣在哈尔滨待了多久? 　　他在这儿住了半个多月，我们负责他的吃住，每天都下棋。赵文宣患有鼻痈，经常一边下棋一边擦鼻子。他和张东禄下了两盘棋，一胜一和，和毛瞎子下了六盘棋，三胜三和，他们两个都没开和。最后他与我一共下了21盘棋，我赢了三盘输了六盘，二十多盘棋下来我可以说受益匪浅。送赵文宣走时，我们又给他拿了些钱，赵文宣对我说：“小王，你的棋可以到北京、天津去下一下了，这次你能长了一先的棋，东北现在能赢你的人不多了。你现在再去沈阳的话，薛家语他们已经赢不了你了。有机会你可以去锦州会会杨春虹，如果去北京，北京名手有侯玉山、谢小然、张德魁等。那儿的人挺怪，棋手架子大，赌彩也很厉害。张德魁人很好，你要是去那边我就给你写封信，北京找张德魁，天津找钱梦武。” 　　钱梦武是什么人呢? 　　钱梦武是一个象棋爱好者，教书的，腿有点儿毛病。他有点钱，对棋友吃住都非常慷慨。但他的棋并不好，和名棋手差挺大一块。他专门和名棋手交往，天津的高手经常在他家中下棋。赵文宣说我要是去天津就去找他。他可以写封信给钱梦武，招待都不成问题。 　　提起钱梦武来还有一个小故事。在华北有个一流棋手叫杨茂容，是后起之秀，年轻气盛，说话也挺狂的，杨茂容曾说过“赵文宣的棋已经不行了”的话，结果被钱梦武知道了，就从中牵线，出钱把赵文宣请了去。请去后和杨茂容约定下四盘彩棋，一盘棋赌50袋洋面。杨茂容不甘示弱，就答应了。第一盘棋仅下了24手，赵文宣在第24手时走的是车一平三，这时杨茂容推说头痛，就封棋不下了，实际上赵文宣的棋形势稍好。这盘棋的开局走的是当头炮进三兵，曾在《象棋》月刊上登过。 　　赵文宣的棋在东北是最好的吧? 　　过去是华北第一! 　　赵文宣还给我介绍了全国各地的一些高手，华南有李庆皇、黄成宣，华北有周德裕、万俟友。赵文宣还特别提起东北有个最厉害的棋手叫胡震洲。此人生了一脸麻子，所以人称胡大麻子。据赵文宣讲胡震洲的棋很厉害，曾多次赢过赵文宣。后来胡震洲还和他住在一起，参加比赛。 　　但胡震洲这个人好像不怎么有名气? 　　胡震洲死的较早。据赵文宣讲，胡震洲的身体不好，他去上海找周德裕下棋，周德裕不下，他便和谢文俊下，由于一时大意输给了谢文俊。谢文俊在上海算不上是一流高手，周德裕就说：“谢文俊我能让他二先，你连被我让二先的人都输了还怎么跟我下?” 　　按赵文宣的话说胡震洲是运气不好，由于比较困难，身体有病，在上海吃住各方面都有问题。胡震洲的棋只是开局稍弱，中残局力量极强，其实谢文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胡震洲的棋与赵文宣相比只好不坏，赵文宣在上海时把这些人都赢了，周德裕的棋比胡震洲都要差，这次胡震洲竟输给了一个二流棋手，还受了周德裕一顿奚落。胡震洲憋了一股火儿，回家后就病死了，非常可惜。 　　看来运气对棋手还挺重要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金先生的孩子下棋吗? 　　金先生结婚十五六年也没孩子，后来就又娶了一个老婆，但是也没生育，最后金先生只好要了个孩子。这个孩子比我小，没学下棋。金先生有个外甥，叫王金言，呼兰人，得过全省第二。说起来他运气也不太好，我是全省第一，他第二，张东禄才第四，由于以市的名义参加了全国赛，他不是哈尔滨人，结果我和张东禄参加了全国比赛，他却没有这个机会，很可惜。(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08:40:00

王嘉良回忆录(四)
 上一次您介绍了东北一些有名的棋手，在这之后呢? 　　赵文宣走了以后，我的棋有了长进，在哈尔滨市数得上第一了。沈阳和长春我都已经去过了，这次我想入关，会一会北京、天津等地的高手。 　　这时我有了个机会。当时我们工厂的头儿偷漏税，赶上三反、五反运动，被抓了起来，工厂暂时关闭，我闲着没事，就决定入关闯一闯。 　　什么是三反、五反运动? 　　就像是现在的反腐败运动，那时候叫“打老虎”。工会组织工人，揭露打击资本家的非法牟利行为。到了天津，我拿着赵文宣写的信去找钱梦吾。钱梦吾原来是个私立学校校长，一条腿有残疾，安的是假肢。他看了信后，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并让我住在他家。他只有一个女儿，并不住在一起，他家里经常来一些棋友，他就把我介绍给这些人。当时天津棋界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为什么叫群龙无首呢? 　　因为天津最好的名手叫田玉书，和胡震洲、赵文宣并称华北三杰。我到天津时，田玉书刚刚去世，还没有能和他相提并论的棋手出现。天津当时的好手有二马一王，还有一个老棋手庞海庭，棋也是一流的。在钱梦吾家我先是和武凤林、张天甲等棋手下了几盘，结果我都取得了优势，和庞海庭我下了两盘棋，先后顺手炮都输了。 　　庞海庭的棋很厉害吧。 　　当时我和庞海庭的差距并不大，但是头一盘棋输了以后，我有点火了，心里着急。第二盘是顺手炮对杀的棋，本来是和棋，但我想赢，结果把和棋走输了。庞海庭有个儿子叫庞凤元，象棋也不错，围棋更是高手，有职业四段。父子俩都是双枪将，一个象棋好一些，一个围棋好一些。 　　这次去天津，我没和二马一王会面，王家元是由于生意忙，没有时间下棋。马宽和马国良不在天津，去了上海的大世界做表演赚钱。 　　表演赚钱是怎么回事? 　　当时上海有“大世界”、“大兴公司”等娱乐场所，里面耍把式、卖艺、唱戏、放电影什么都有。并且单独有个舞台表演象棋，能同时容纳七八百人，大棋盘足有三米多高。想要看表演就得花钱买票，给表演的棋手出场费或从票中提成。杨官?每年有五个月在上海，五·一来，十·一走。(这么长时间!)赚钱哪!一个月能有好几千块，像马宽他们一个星期只能表演两场棋，杨官?一个礼拜最少是五场棋，名气大，所以赚的也多。一盘棋出场费是十二块钱，最多的是谢小然对杨官?的一盘棋，有一百多块，是根据卖票的收入提成。因为是露天场所，所以每年五月份开始，十月份天气冷了，就结束了。 　　马宽和马国良去了上海，我在天津呆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辞别了钱梦吾，我又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钱梦吾给我介绍了北京的一些棋手和茶馆的情况。我到北京后，先在我姐夫家住下，然后找到一家东方茶馆。北京的棋风和东北大不一样，北京下棋讲究级别，讲究挂彩。一流棋手不和二流棋手下棋，
若要下的话就让先二(即一盘让先、一盘让两先)，二流棋与三流棋之间也是一样。彩金五角、一元、二元、五元不等。那时候五元钱可以买十斤大虾。我在北方下棋都是以棋会友，没想到一到北京就遇到了非彩不下的情况。东方茶馆是一个叫王振东的人开的，我在他那儿下棋赢了许多二流的强手，还结识了个棋友叫杨长生，我们俩很要好。
我赢了王振东、宋景岱等强手后，王振东就给我介绍北京的一流棋手，当时北京五大高手分别是侯玉山、谢小然、张德魁、全海龙和曹德纯。由王振东牵线，我和侯玉山下彩棋，每盘五元钱，让我长，地点就在茶馆。结果头一天我一负一和，和的那盘棋我本来是可以赢的，结果错走了一着“兵四平五”，被他车一将后落了死兵，赢棋走成了和棋。我给了五块钱，过两天又去下，两盘棋一胜一和。但侯玉山的生活比较困难，拿不出钱来。王振东就说：“走吧，上我家去，我买点东西，再多下几盘，你来一次也不容易，现在也快要走了。”于是领我去了他家，又买了一些吃喝，下了一宿。结果我又多输了一盘。下完棋后，王振东示意我得给钱，我说：“我给啥钱呢?他(侯玉山)没有钱，不是到家里玩玩吗?”我原来只当是东北的习惯，以棋会友，没想到下完棋还是要钱。王振东解释说：这里没有白下棋的，我还买了这么多东西呢!”没办法，我又拿了五块钱给他。给完钱后我就不和侯玉山下了。由杨长生介绍，我和谢小然又定了十盘棋。当时我赢了侯玉山，有点名气了，跟谢小然下就让我长先。现在记不清棋是在哪儿下的了，只下了四盘棋，我三和一负，其中有一盘也是赢棋走和了。要下第五盘时家里来信，“打老虎”运动已经结束了，急于让我回去安排工作，所以这十盘棋也没下完。 　　这时我认识到我的水平和一流棋手比还有一点差距，回到哈尔滨后的两年里，我一直希望能再次去京津两地交流棋艺。(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08:43:00

王嘉良回忆录（五）
　　上回说到与谢小然没下完十局棋，您就回哈尔滨安排工作了，是吧。 　　是的，而且那次去感到和一流棋手还有些差距，于是想静下心来好好地研究研究棋。 　　分配工作又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分到的单位是龙江日报社的字模工厂，实际上是齐齐哈尔日报社。东北本来是三省，后来被分成九省，仅黑龙江就分成了三省。我所在的龙江日报社设在齐齐哈尔，我也得跟着过去，那时我已经结了婚，家在哈尔滨，不能像以前那样无牵无挂，又赶上当时生病，就没有去，留在了哈尔滨。 　　在家中我专心研究棋，一晃就是两年多，这期间我也经常去长春和沈阳下棋，棋力提高得很快，成了东北数得上的象棋高手，这时候我就想去天津报仇。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是1953年。我在南岗区字模工厂工作，经过深思熟虑，我就抽空又一次入关。这次入关还是先去的天津，正赶上关内棋风大盛。天津有个力行棋社，正举行公开的擂台表演，邀请了山东棋王陈天财做擂主。他是山东有名的快棋王，所以花钱把他请来，在这立擂和天津的棋友轮战。我到天津首场是和他下的，但成绩非常不理想，通常表演都是下两盘棋，但和他下的是快棋，两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四盘棋，比正常的比赛要快一倍。陈天财先后手都走屏风马，下得飞快，我不太适应，结果四盘棋两负两和，没能赢他一盘，实在出人意料。下完棋我总结了一下，觉得他的棋并不是很厉害，私下琢磨着怎么赢他。 　　在天津下了多长时间棋? 　　一个多星期吧。我不仅和陈天财下，也和其他棋友相互交流，陈天财对天津其他棋手的成绩还都挺好的。 　　这期间您共下了多少盘棋? 　　具体数记不得了，当时天津的马国梁与马宽都不在，去了上海的“大世界”做公开表演，王家元的生意太忙，和我只下了两盘棋，我一胜一和。其余比王家元弱的就基本上没输。最多的是和陈天财下的棋，先后共下了二十盘。他总是走屏风马，不管先手后手，没有别的变化。慢慢地我就摸出了规律，棋越下越顺，胜的越来越多。我记得后来陈天财回了山东，我还替他在那儿当了几天的擂主。 　　这样，天津的高手除了马国梁与马宽不在之外，其余的我都赢了，这时我就想去北京。 　　这次去北京会到一流高手了吧? 　　先说说北京的谢小然吧。谢小然当时去上海与杨官?、董文渊、何顺安等南派高手比赛，和了杨官?与董文渊，仅小负于何顺安。一般北方棋手和杨官?下棋可以说很难取胜，谢小然与杨官?下了六盘棋，互有胜负，可以说很不容易，像马国梁在上海输给杨官?输得很惨，马宽虽然和棋很多，但三年没能赢杨官?一盘棋，同去的北方棋手侯玉山等成绩都不理想，所以私下里棋友都认同“南杨北谢”这个说法，但这只是私下里的话，并没有流传开。谢小然回到北京后开了家天然轩茶社，从此封刀，不再下棋了。 　　谢小然的天然轩可以说名手云集，我去北京就直奔天然轩，我和谢小然已经很熟悉了，也很尊敬他，谢老对我也很好，和我在一起经常谈谈棋和别的什么。 　　北京的五大高手是谢小然、侯玉山、张德魁、全海龙和曹德纯。侯玉山那时不在北京，到上海做表演去了。我先和全海龙下。谢小然对全海龙说：“嘉良长棋了，在天津成绩挺好的，就别让先二了。”全海龙比较高傲，不太愿意。谢老就从中调和，说：“这样吧，你先让他长先下几盘，然后再说怎么下。”结果我连胜二盘，这样全海龙没有办法，只好又分先下，分先下我又胜了四盘，第二天下了七八盘棋，他还是没捞回来。 　　我胜了全海龙在北京造成了不小的轰动，杨长生就从中牵线，和张德魁定了十局赛。比赛在三友轩棋社举行，公开表演，出售门票，还挂上了招牌做广告，“五大高手之一张德魁对黑龙江王嘉”。十盘棋下了五天，场场爆满。我以四胜一负五和的成绩将张德魁击败，这时我的名气更大了。于是开始筹划和曹德纯下十盘棋。 　　曹德纯原来不和我下，等我把全海龙与张德魁赢了，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五大高手之间谁也不服谁，他如果赢了我，就可以确立起第一的地位。本来杨长生说一盘棋多少钱他都替我出，此时曹德纯醉翁之意不在酒，连彩都不挂了，只想赢我。 　　比赛还在天然轩，一天两盘棋，只下了两天，以我三连胜而中途结束。曹德纯没想到连输三盘，没有一点机会。使我最不好受的是他输了这三盘棋以后就收手不下了，从此抛弃了车马生涯，永远不下象棋，改下围棋。一个30多岁的棋手，北京最年轻的高手，就这样离开了象棋，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三战过后，华北扬名，我志得意满地踏上归家之路，沿途会遍了各地高手，过关斩将，一直杀回哈尔滨，确立了东北第一高手的地位。 (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0:57:00

王嘉良回忆录(六)
　　回到哈尔滨后，我在哈尔滨文化字模厂工作，这段时间我开始研究南方棋手的棋，那时候的棋谱非常少，很难收集。没有多久，我爱人回老家探亲，我听说杨官?、何顺安双雄要来北方表演，就没和她一路走。她坐车到大连，然后乘船去山东，我先去了天津，希望能遇到杨官?与何顺安。结果他们没来，我仅和王家元下了两盘棋，侥幸都胜了。下完后天成功棋社想留我在那儿做表演，这时我爱人早就到家了，我就推辞掉了。我跟钱梦吾打了个招呼，如果杨官?他们明年要来的话可以给我写信，我提前来，然后我从天津坐船回到了老家山东龙口。 　　从天津到山东客船走的是内海，虽说比从大连走多出8个小时，但风平浪静，很安全。从大连走路过老铁山，属于深海，风浪很大。我记得伪满时我坐过船路，由于遇上大风，船不敢走，在海上抛了四天锚，把干粮都吃光了。 　　回到山东老家，住到一九五四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接到了天津来信，说屠景明已经到北京了，紧接着杨官?、何顺安都到京津访问。
 我接到消息后马上动身，坐船到天津后折到北京。屠景明这时在北京赢了几盘棋后就走了，我正好遇到杨官?。杨官?在北京定了四场比赛，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的一流好手都不愿意下，因为杨官?要门票收入的40%，不能少于这个比例。一般来讲，下棋收入是对局双方平分的。侯玉山、谢小然他们要是不要钱的话失身份，所以最后一场请我去压轴。此时我在京津一带已经很有名气了，而且又是为了下棋才去的，也就不计较钱的问题了。 　　前三场分别是对杨长生、宋景岱和张雄飞，杨官?都轻松赢了下来，我和杨官?的那盘棋，开局我就走坏了，最后到底没翻过身来，但我输得不太服气。下完后有个棋友叫董醒华，请杨官?和我吃饭。宴会上他就对杨官?说：“东北的小王想和你再下两盘。”杨官?就说：“好吧。” 　　吃完饭我们就来到了董醒华家。第一局我执意请杨官?先行，我走的是屏风马平炮兑车后起车保马的布局。这盘棋下得非常慢，中局时我剩车双炮双兵缺两相，他剩车双炮单士象。我本有机会兑死车，形成必胜的残局，但是这盘棋从8点开始，下到后半夜2点多，杨官?一步棋看了60分钟，我无聊地等着，只听见外面细雨的声音。他的一步长考把我的耐心磨没了，想妙杀杀死他，却没发现他有一步弃炮的妙手，连将后把我的车抽去了。后来我曾把这盘棋摆给马宽看，他看了两个小时也没看出这步妙手，这的确是个很隐蔽的杀着。输了这盘必胜的棋，后面的两盘很快地败了下来，第三盘没有下完，天已经亮了，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也就不下了。 　　输了之后我就去了天津，屠景明在天津输给张天甲，与王家元两和两负，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没和他下，就与何顺安定了四盘棋，在燕升棋社公开表演。燕升棋社在南市场里头，地处繁华，说书、表演、杂耍的非常多。燕升棋社前身是个小戏园，就是唱小曲的，客人花钱点曲目，解放后被取缔了，改成了棋馆，地方很大，有四五百人看表演，用大棋盘，把空心的大棋子挂在上面。挂棋的人一场给二块钱，门票五角到一块不等。 　　我与何顺安的头两盘棋一和一胜，其中所胜一局，我在第五回合弈出平炮兑车的新变当时南方棋手普遍认为“马7进6”是官着，但经以后大量实战证明，平炮兑车以下退窝心马是应五七炮布局下的一大发展。接下来又和了两盘，下完后马宽请我和何顺安去他家。马宽的生活不算太好，我就拿出五块钱，买了十多斤大虾。大海虾，那时才四毛钱一斤，马宽是回民，用香油把虾炸了，在家里和何顺安喝了点酒。马宽就跟我商量再与何顺安定四盘棋，其实希望何顺安能把棋赢回来。马宽与何顺安的关系很好，何顺安在上海大世界，每天安排谁下棋都是他说了算，在董文渊的大兴公司，马宽下不上棋，何顺安一般每星期给马宽安排两场棋，所以马宽与他有这样的私交。一般这种情形就不再下了，比如何顺安在天津虽然战胜了王家元等一流好手，却输给了薛战金一盘棋。当时薛战金的水平不是很好，后来才成为天津的优秀棋手，代表天津多次参加全国赛。薛战金胜了以后，就再不与何顺安下了，天津棋界的意思是让何顺安再也捞不回来，多少保住点面子。可是我不计较这些输赢，主要想练棋，就答应下来。后四盘棋我多输了一盘，输了以后我总结经验，觉得在布局方面还要多下功夫。 　　何顺安走后燕升棋社请我留在天津立擂，我也想多练练棋，就留了下来，前前后后与王家元、马宽、窦国柱、陈才财分别表演了十局赛，全都赢了下来，这段时间我的棋就长了许多。算一算，我在天津住了近一年，1956年初才回哈尔滨市，在国营电影机厂工作。(待续) 　　哈尔滨　王嘉良(先和)上海　何顺安 　　(1955年4月弈于天津) 　　中炮对屏风马左马盘河 　　1、炮二平五　马8进7　　2、马二进三　车9平8 　　3、车一平二　马2进3　　4、兵七进一　卒7进1 　　5、车二进六　马7进6　　6、马八进七　象3进5 　　7、炮八进二　卒7进1　　8、车二平四　卒7进1 　　9、马三退五　马6退4　　10、相七进九　炮2进1 　　11、车四平二　卒3进1　　12、车二退二　卒3进1 　　13、相九进七　炮8进2　　14、车九进一　马4退5 　　15、车九平六　马5进7　　16、兵五进一　士4进5 　　17、车六进二　炮2进1　　18、车二平三　马7进6 　　19、车三平四　马3进4　　20、兵五进一　马4进2 　　21、兵五平四　马2进3　　22、马五进七　炮8进3 　　23、车六平八　炮2平4　　24、炮五退一　卒7进1 　　25、马七进五　车8进6　　26、炮五进五　车8平7 　　27、车四平三　车7平6　　28、车三退二　炮8退1 　　29、兵四平五　炮4退4　　30、车三平六　卒1进1 　　31、车六进四　卒9进1(和)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3:00

王嘉良回忆录（七）
江湖风波
 1956年回到哈尔滨之后，国家体委将棋类纳人正式的体育项目，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了全国象棋个人赛。
 哈尔滨搞了一个全市比赛，有一百多人参加。那时毛瞎子走了，张东禄参军了，我则以不败的战绩获得第一名，从而获得十二月份代表哈尔滨参加全国赛的机会。
 第一届全国赛在北京举办，裁判长是谢小然。当时报纸上预测前三名将是杨官璘、何顺安和侯玉山。惟独窦国柱说:“东北有个小王很有希望。”他对我非常欣赏，因为我曾和他在天津下过八盘棋，我五胜三和，所以他才这么说。小组赛中我以不败的战绩闯入决赛，另五人是广东杨官璘、北京侯玉山、上海何顺安、浙江刘忆慈和湖北李义庭。这样每人要打五场比赛，每场两盘棋。第一场我对侯玉山，第一盘我后手取胜后在第二盘走得比较平稳，稳稳地拿了两分。因为两胜与一胜一和都积两分，我也不想贪胜，这样第一场下得比较满意。此时杨官璘也一胜一和，在何顺安身上拿了两分。第二场我对刘忆慈，在第一盘中我走出一着炮五平六的新变，仅用二十几着就赢了下来。胜了一盘后我一心想在第二盘棋中和下来，结果走出昏着，非常惋惜地输掉了，如果这盘棋没输，以后很多事情就都发生不了了。和刘忆慈战平，我只得了一分，而杨官璘对侯玉山是一胜一和，又得了两分，差距突然拉开。第三场我对李义庭，下了两盘和棋，还是一分。杨官璘对刘忆慈又是一胜一和，拿了两分。下一场将是我与杨官璘的关键战役。这时杨官璘夺冠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就差报纸报道说他已经得冠军了。
 那天吃早饭的时候，《北京晚报》的记者说:“老杨啊，小王的棋长了，赢刘忆慈才用十几分钟，二十来步，你可要加小心，这一关不太好过。”杨官璘此时已连胜三场，再和一场就稳坐冠军了，他说:“小王的棋是长了，比过去好多了，和我下盘和棋很容易，不过要赢我的话怎么也得三年以后。”
 第一盘我是后手，杨官璘也不想有什么意外，无争无斗地和了一盘。下午的第二盘棋我先，我又用了胜刘忆慈的炮五平六这着新变，杨官璘有了准备，也走了变着。这盘棋下了一百几十个回合，异常艰苦，最后我是车炮兵胜了他车马卒。他三个小时以前还说我三年之内赢不了他，没想到对我的新变化准备不足，输了关键的这一场棋，结果吃饭时都没见着他，也不知去哪儿了。
最后一场我对何顺安，杨官璘对李义庭，我那盘棋平平淡淡地和了，杨官璘却输给了李义庭。这个消息一传出，外面开了锅似的热闹，因为这样一来，最后下午这两盘棋只要有一盘和棋，我就会拿到冠军。我开始也是奔冠军来的，没想到冠军一下子离我这么近，心里非常高兴。这时马宽来找我，说:“祝贺你，这回你一定得冠军了。”我说:“怎么呢?”他说:“何顺安现在无心恋战，他怎么下都是第六名。你不知道，过去他和杨官璘关系才不好，不会跟你拼的。”我说:“是这么回事。”然后他又说:“这盘棋你和了一就是冠军，那还不容易。”他说着还给我摆了个变化，说:“何顺安要是走五七炮，你就走一盘屏风马平炮兑车的布局，他来压马你退炮打车，他一平车你就退窝心马，他一捉你一打，双方不变就和了。”我当时觉得这主意不错。
 下午比赛，何顺安果然走了五七炮，我走的也是屏风马，退炮打车等一系列变化都按部就班，当他车三平四时我本应上一步士，这样局势平稳，但我按马宽说的退了窝心马。何顺安平车捉炮，我进马打车，我想这盘棋要和了。没想到何顺安突然变着，一下将车退回河沿。原本双方不变是和棋，他变着了，我马上觉得不对，我退马干什么，应该上士，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想坏了，我中马宽的套了。可是后悔也没有用，这盘棋最终还是不明不白地输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出面求何顺安帮忙，希望杨何二人和好，这个人对何顺安说:“你一定要帮这个忙.要是小王得了冠军我们回南边也没法交待。”马宽与何顺安的关系最好，所以马宽才来给我下“蒙汗药”。那人又找罗天扬说情，希望李义庭能让了这盘棋，因为如果水平差不多少，想和一盘棋还是容易的，但李义庭不愿意让棋，因为他赢了的话小分很高，要得亚军，和或输都是第四，便说如果能赢就不会让。结果杨官璘开局走了个一车换二，让李义庭几乎没有赢的可能。这盘棋杨官璘获胜，同时也登上了冠军宝座。痛熟的鸭子就这样从我嘴边飞走了。晚上广州《象棋》月刊编辑部开庆功宴，吃的是烤鸭，不过这只鸭子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后来我虽然知道了很多事，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好以后再报这一箭之仇了。

1、炮二平五　马8进7 　　2、马二进三　马2进3 　　3、车一平二　车9平8 　　4、马八进九　卒7进1 　　5、车二进六　炮8平9 　　6、车二平三　炮9退1 　　7、炮八平七　炮9平7 　　8、车三平四　马7退5 　　此着可走士4进5，演变下去，局势平稳。实战中红方走车四进二
，黑走炮2退1打车，此时红方如车四退一，则炮2进1，按当时规则，
两打还一打，双方不变作和。实战中红方没有走车四退一，而走车四
退四，发展下去，黑方不利。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4:00

王嘉良回忆录(八)
 1956年全国个人赛结束后我回到哈尔滨，虽说没拿到冠军，亚军的成绩也不错，在文化宫受到了市委书记的接见，还有记者采访，算是为我庆功吧。 在哈尔滨休整了几个月，1957年2月份接到广州的邀请。每年广州都在春节前后邀请两名外地棋手去表演，过去何顺安、屠景明、李义庭、罗天扬等人都曾受邀请去过，这次邀请的是我和侯玉山。我也想看看自己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就应邀去了。我先到北京，携同侯玉山一起去广州。这次广州邀请我们的条件是由他们包路费吃住，另外每人给200元钱的酬劳，就像现在的出场费。侯玉山跟我说应该多要一点，我说既然已经同意去，就算了吧。 到了广州有人接我们到广州新亚大酒店住下，结果第二天我就生病了，广东的饭我吃不惯，天气又热，我吃了一口，伤胃，就中暑了，直吐。侯玉山跟邀请赛的组织方面说，小王吃你们的饭病了，可能是不习惯。广州方面本来早已定了我们的伙食标准，由于我这么一病，就让我们想吃什么自己要，实报实销。 我正病着，第二天就和杨官璘比赛，走了过河车的布局，半个多小时就和了，同时侯玉山赢了陈松顺。在广州下了十二盘棋，主要是输给了杨官璘，赢了陈松顺，侯玉山的成绩也是这样。 我与杨官璘的对局还创了一个纪录，第一天现场观看大盘讲棋的观众多达两万人，分三个表演区，有一个表演场地是个足球场，人都坐满了，中央的新闻社还进行了现场拍摄，如此轰动主要是因为我和杨官璘是个人赛的前两名，这样就有点南北棋王对抗赛的意思。
 在广州下完棋，我和侯玉山接到上海体委的邀请前去表演，路费等开销全部由上海负责。上海方面还邀请了刘忆慈和李义庭，就是说个人赛的二、三、四、五名全去了。上海队的前四名与我们四人共下四轮。 四轮过后，上海队大败，我与侯玉山、李义庭、刘忆慈又举行了一场单循环表演赛，我得了第一。在上海我下的棋比较多，当时有个青年会也曾邀请我去表演，还有春风得意楼也邀请过我，我全部获胜。下完棋后，谢老(谢侠逊)又出钱请我和侯玉山去杭州玩，顺便又在杭州下了几场表演棋。此后又一路在苏州、无锡等地下棋表演，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南京时是5月份，当地气温40多度，热得让人受不了。我和侯玉山先回北京，然后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 这次去南方我得到了不少的锻炼，这一圈下了四五十盘棋，使我的棋艺内容更丰富了，实力也提高了一大截。总的看来实力最强的是杨官璘除了跟他战绩不太理想外，其余的我都赢了。我当时和杨官璘没走新布局，就是和他拼拼实力。
 回到哈尔滨后上了几个月班，这时1957年全国赛又开始了。在沈阳进行了分区赛，华北、东北的高手都来到沈阳，哈尔滨的选手是我和张青江。此时我的实力已经很强，沈阳赛区的比赛中我以九胜二和的不败纪录获得第一，上海马宽获得第二，沈阳任德纯第三，大连李少春第四，这样我们四个人获得了进人决赛的资格。
那时的比赛都安排在上午，一天要下两盘棋，有时下到很晚。在广州表演时都是在晚上下棋，有时盘棋下到一两点钟，下完后我脑子里总是想棋，就睡不着觉。在广州我就落下这个毛病。我在沈阳比赛时怕睡不着觉，就吃安眠药。因为比赛安排得挺紧，没有时间消除疲劳感，要是下完棋能有时间玩一玩、放松一下就好了。吃安眠药后我感觉不错，睡得也挺香。十多天以后比赛结束，休息一天后到上海参加决赛，这时感觉就不对了。由于吃安眠药过多，副作用很大，在上海头一场比赛我感觉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痛，看棋时间一长脸就烧得通红。这盘棋匆匆忙忙就下和了。前四盘棋，我一胜一负二和。我觉得实在下不了了，就找大赛的组委会提出弃权。组委会问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安眠药吃多了，一下棋头就痛。组委会说你不下也不行啊，已经下了四盘棋了，现在你弃权的话少了一盘棋可怎么下。后来组委会跟我商议，把我介绍到上海医学院，要医院优先给我看病，这样我上午在那烤电(一种治疗方式)，下午两点钟再下一盘棋。此时我已不太在乎输赢了。结果下到只剩六轮时我的病好了，后六轮我发挥出色，四胜二和，关键对李义庭的那盘棋后手赢得极为精彩，最后和了杨官璘，我又获得了第二名，而杨官璘又获得了冠军。（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4:00

王嘉良回忆录(九)
 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个人赛的锻炼，我的棋艺又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成绩上看仅次于杨官璘，对刘忆慈等高手都赢了。于是我产生了在1958年个人赛夺冠的想法。 回到哈尔滨后，我依然在工厂上班，那时还没有建立象棋队。不过为了备战1959年全运会，体委建立了集训队，于是我又放下工作，被调进队里。这时1958年全国个人赛就开始了，依然是在全国分几个几个赛区，我还是在天津赛区。这时张东禄也从部队转业回来，暂时没有分配工作，我就把他找来，对他说:“来下棋吧，你现在手生，我先带着你练练。”他同意了，我就帮他练了一个月的棋，然后先参加了市里的比赛。市赛我是第一，张东禄打了第二。随后我们又参加了省赛。省赛中张东禄打的不好，仅取得第四，我第一，王汲然第二，言艺第三。不过此次个人赛以市为单位参加，所以我和张东禄代表哈市参加了天津赛区的比赛。天津赛区选手很多，包括华北、东北、内蒙古等地。
 天津赛区最后的成绩是我获得第一名，张东禄发挥较好，获得第二名，第三是任德纯，第四是孟立国，第五是王家元，第六是侯玉山。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元两次分区赛都是获得第五名，从而失去了参赛资格，非常可惜(前四名才可进人决赛)。王家元棋风好杀，其中与我的那盘棋本来是和棋，如果和下来，他就稳进前四，但他总想着赢，想和我拼一下，结果走输了。
 休息了两天后，我们四人就赶赴广州参加全国赛决赛。广州赛区的冠军是杨官璘，这样“南杨北王”又碰面了。
 这次广州之行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
 前两轮，我们四个人没赢一盘。我和张东禄下了两盘和棋，任德纯和孟立国则分别输给了田家树和毕铁珊。孟立国还编了一首打油诗:“四员小将下羊城，未曾出兵先败楼瓜手，誓把杨猴一斩休。”因为任、孟的对手棋力稍弱，所以叫倭瓜手(倭瓜不是面吗)。他们输得都不服气，所以想赢对方最高的棋手杨官璘，好出一口气，这也是年轻人开玩笑的话，没什么恶意。
 不过我被张增华逼和那盘棋让我挺生气，倒不是张增华有什么不对。那盘棋到了残局时我仅剩单相，而张增华也只剩下炮低卒。我的相在上，帅在下，而张增华又没有十象，这样的棋谁都知道和定了，我就提和，没想到裁判员却不同意，执意让我们走下去。又走了一会儿，裁判员坚持要我们走完三十着的限着，没有办法，运动员只能服从裁判，明明是在浪费时间，我还要在那儿飞相、落相。
 下一轮我对何顺安。我们都以过宫炮开局，到残局时形成了我马兵仕相全对何顺安马低卒单缺象的局面。这盘棋我的赢面也就有三成吧，可是何顺安此时突然提出限着，裁判员就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棋怎么能限着，我的兵还没过河呢?”我和张增华那盘棋都官和了，裁判员却不判，这盘棋我还有赢的希望又要限着，我心里嘀咕:“这裁判是怎么判的。”后来裁判又重新规定，我的兵过河以后再限着。我在此情况下，兵走急了，没有吃到他的象，却把兵下低了，只好和棋。我虽然对裁判员有如此明显差异的判决不满，但也并未向大赛组委会提什么意见，反正棋下完了，结果是不能改变的。
 再过数轮，何顺安积分开始领先，而张东禄位居第二。张东禄先是战胜刘忆慈，后来又胜杨官璘。胜杨官璘的那盘棋比较有趣，我知道张东禄要遇上杨官璘，就事先摆了一个杨官璘爱走的布局，并把这个布局的新变着法全都告诉了张东禄，而杨官璘那盘棋果真走了这个布局，可谓天意。还剩下四轮时，张东禄的积分已排在第一位，而他剩下的对手是朱德源、何顺安、徐天利，还有一个人我记不清了。这种局面应该说他夺冠有望，谁知道四盘棋他仅和了一盘，剩下的都输了，仅得了第四名。而何顺安赢了张东禄后积分再度领先.，杨官璘和李义庭紧随其后，仅相差一分。这次比赛的规则是如果积分相同，则看谁的胜局数多。
这样一来对杨官璘有利，何顺安想要夺冠，必须要保住这一分的优势。何顺安与杨官璘的对局在文化公园举行，观众人山人海。何顺安在双炮仕相全对杨官璘马炮卒士象全的局面下提和，但杨官璘不同意，因为此时李义庭已胜了我和任德纯，积分领先。如果杨官璘赢了才能得冠军，和了就是第三名，不过这盘棋最后还是和了。
 这本是何顺安夺冠的一次好机会，可惜他和棋太多，而李义庭夺冠也有些侥幸，因为最后两轮他的对手已无斗志。
 比赛结束后的总结会上，身为广州人的裁判长不满任德纯轻易输给李义庭，致使冠军旁落，在发言时说:“输棋就像皮球泄气一样，连输数盘，不负责任。”并且指责任德纯故意让给李义庭，有要处分任德纯的意思。这时李义庭的教练罗天扬发言说:“李义庭获得冠军，是靠自己赢的，可从来没找人让过棋，但是，1956年曾有人找过我们，求我们让一盘棋，我们没答应。”一句话就把，1956年个人赛上的事抖搂出来。于是大会也没再提处分任德纯的事，草草收场了。
 这次比赛我虽然仅得了第八名，不过获悉了1956年的内幕。没让何顺安拿去冠军，也算出了口被他弄掉冠军的恶气。（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5:00

王嘉良回忆录(十)
　　一年一度的全国象棋个人赛结束了，我们几个回到了哈尔滨。一同从广州回来的还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万思元、广州文教中心主任白云，他们从广州调到哈尔滨市工作。 　　白云调到哈尔滨市的职务是卫生局局长，万思元则任体委第一副主任。万思元这个人十分喜爱象棋，对象棋事业更是热心，在广州时杨官璘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调入棋队的。当时黑龙江专业棋队基本上没有，万思元一到任就开始着手组建黑龙江省棋队，我也是在这时被调入棋队，成为专业棋手的，紧接着省里开始筹备1959年的省运会和全运会。 　　当时全运会棋类项目规定，每个省只能派一名选手参赛，这就是说我和张东禄只能上一个。那时黑龙江省只有一名国际象棋运动员，水平很低，1958年的全运会排名倒数第几位。我和张东禄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和他还互有胜负，而且没过几天，那个下国际象棋的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了。这样体委就考虑我们中的一个改下国际象棋。虽然象棋与国际象棋也有相通的地方，改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但又让谁去放弃下了十几年的中国象棋呢?没有办法，体委为此安排我们进行了一场十局赛，胜出者继续下象棋，如果谁失败，谁就得改下国际象棋。这样的比赛气氛一点也不比正式的比赛轻松。 　　十局赛并未下完，因为下到第七盘时我已取得了四胜三和的战绩，胜券在握，张东禄回天乏力，只好去改下国际象棋。 　　由于我隶属省队，所以以教练的身份带着李仁纪、李守卿、刘广荣等人到市体委集训。因为下国际象棋的只有张东禄自己，他就一个人去苏联俱乐部练棋，那里有许多苏侨会下国际象棋。 　　在市体委集训的时候，每天早晨我们都要进行跑步锻炼，从道里区买卖街一直跑到松花江边，然后再从江边跑回来，全程大约有五公里。刘广荣在棋队里最年轻，看上去身体也不错，可实际上体质并不好，每天跑到江边就跑不动了，他就花五分钱坐电车回来。 　　刘广荣为人十分孝顺，资质也不错，是个很有希望的棋手。可惜60年代死于一场车祸，死时只有二十多岁，如果他活着，现在棋坛上也该有一席之地了。 　　一个好的身体对棋手十分重要，我们就这样一边练棋一边锻炼身体，调节自身的状态。我的身体一直不错，在棋队里属于运动健将。我喜欢打乒乓球，篮球打得也不错，当时我还能做扣篮动作，曾经代表省直机关参加过篮球比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夏天时棋队做了一次出访，应邀去安徽合肥参加一个九省市邀请赛，这场比赛何顺安和李义庭都参加了。 　　我们乘车先到蚌埠，然后换车去合肥。换车的时候我们几个棋手在当地的一个饭店吃饭，主食点的是馍。我们也不知道馍是什么东西，等服务员把馍端上来，可把我们几个吓了一跳。那馍的颜色黑黑的，看上去很脏，一问，原来都是用地瓜面做的，也不知道里面还掺了什么其它的东西没有，我们一看都吃不下去了。 　　当时安徽的经济非常落后，到处有人在讨饭，那时讨饭和现在不一样，人都很纯朴，都是实在穷的不行了，讨饭只是为了生存，看上去的确很可怜。现在乞丐都是只要钱，一个月都不少挣。我们把吃不了的馍都分给讨饭的了。 　　到了合肥以后，我们住在江淮宾馆，供餐时宾馆的服务员问我们吃不吃馍，我们一听“馍”字吓得都不敢要，心里暗想省会也吃这种东西。后来看到别的桌子上点的馍都是白面的，才知道这里的馍都是富强粉做的，根本不是吓坏我们的那种地瓜粉。 　　在安徽下的是友谊赛，赛程较紧，一共有十多轮比赛。我的成绩还好，同来的刘广荣就很不理想，除了和李义庭、何顺安二盘外，其余的全都输了。比完赛我们直接回了哈尔滨。 　　从安徽回来没多久，全运会预赛就开始了，预赛一共分四个小组，每组取前两名进入八强。八强中有两个人我记不起是谁了，其余六个是杨官璘、李义庭、刘剑青、何顺安、武延福和我。比赛打单循环。 　　开始我就碰上了杨官璘，双方下得较谨慎，这盘棋和了。最后杨官璘以不败的成绩获得第一，我和李义庭以不败的成绩并列亚军。这次比赛中我和李义庭的那盘棋被《体育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等联合评为“最佳一盘棋”，这也是全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评选最佳。比赛结束后，杨官璘、李义庭和我分别做了一场冠亚军表演赛，李义庭双炮过河车输给了杨官璘。我后手对杨官璘形成了车炮卒对他车炮缺仕相的残局，由于时间关系我走了一步软着，把这盘棋下和了。(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5:00

王嘉良回忆录(十一)???? ? 　　1959年全运会我代表黑龙江获得两项亚军，回到哈尔滨后，省委领导设宴，为我们接风洗尘，并对我省棋类发展做了一些指示，如将来组建棋院等，这也是当时领导提出来的奋斗目标。? 　　由于1960年有团体赛和个人赛之分，团体赛我们人手不够，就在组建棋队的同时把朱贵森和蒋长海调来集训。这时杭州有个邀请赛，去的人有国际象棋的张东禄和李泽民，象棋是我和朱贵森。这次出访路过上海，和上海队进行了一场对抗赛，朱贵森下得还可以，赢了当时还未成为全国冠军的胡荣华。上海比赛结束后，我们就去杭州参加五省邀请赛，而此时正是胡荣华崭露头角的时候。同时应邀参赛的徐天利和孟立国与我谈起了胡荣华，认为他比较有前途，可以培养，我说对，在上海时我和他下了一盘让先的棋，他赢了，我对他印象很好，这孩子反应快，很机智，的确很有发展。徐天利介绍说：“这个孩子很好，但就是有一样，顺炮稍差一些。”因为徐天利和何顺安等南派高手后手喜走屏风马，健细致，不擅走对杀激烈的顺炮布局。当时北方顺炮非常有名，1957年个人赛我后手顺炮胜过李义庭，1959年全运会对杨官璘也取得了优势。而胡荣华在五省邀请赛中要碰到擅走顺炮的刘忆慈，所以由孟立国做介绍人，让我收胡荣华为寄名弟子，教一教顺炮的布局。当时我就说不想收徒，因为我教棋从不随便敷衍，所以收徒也不能随随便。孟立国说：“哪能随随便便呢，咱们可以正式拜师，立下字据。”我就拿了一个杭州针锈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下：愿拜在王亚军门下，做寄名徒弟，下面胡荣华和证明人孟立国的签字。签字地点就在杭州灵隐寺所在的北高峰。拜完师后我给胡荣华详细讲解了顺炮的布局，结果胡荣华在五省邀请赛上一鸣惊人，获得冠军。? 　　回到哈尔滨后开始准备参加1960年的团体赛，组织选拔。结果是我坐第一台，第二台是朱贵森。武汉有个陈家宽，他的工厂分厂设在哈尔滨，他在选拔赛中获得第三名，所以由他坐第三台。当时全国共有26个省市参加团体赛，第一种子队是上海队，第二种子队是广州队，至于怎么选第三支种子队，有人提黑龙江，有人提湖北，黑龙江队有我，湖北队有李义庭。但因为黑龙江队的陈家宽曾在全国少年赛中打过第三名，所以最后黑龙江队以此为优势成为种子队。? 　　我们第一场对河南队，河南队属于弱队，坐镇第一台的是张品山，布局我走的是后手顺炮，并很快反先，我认为肯定赢了，总留心第二和第三台的战况。没想到一分心，走得不好，让他把我赢了。这时第三台的陈家宽已经赢了，胜负就看第二台朱贵森的了。当时朱贵森已经走成了车马三兵对车炮双象的残局，怎么走都赢了，我在门口向屋里张望，心想对方怎么还不交棋呢?这时我看到朱贵森的表情突然一愣，我想这棋都赢定了，你还发什么愣呢?原来朱贵森走了个大漏，被对手闷宫将死了。? 　　河南队胜了这一场后，河南省委书记接见了河南队员，并且设下庆功宴，河南《开封日报》也大肆宣扬。而我们输了这场不该输的棋，心情十分坏，也影响了以后的比赛。陈家宽除了对河南赢了一场外再也没赢。我个人成绩虽说不错，但团体成绩始终上不去。最后一场比赛朱贵森对武延福，他只要能下和就可以进个人赛决赛(按团体成绩，第一台取前十名，第二台取前七名，第三台取前三名参加个人赛)，可他心理压力太大，和棋走输了，无缘个人赛。? 　　团体赛结束后休息了一天，全国个人赛开始。? 　　我一开始就连胜刘忆慈、蔡福如、胡荣华和黄国棣。而这四轮其他选手的最好成绩是二胜二和，我积分领先。? 　　第五场比赛我对李义庭，走到如图局面，我走了兵七进一，想稳健一些，和了就算了。其实我应该走马六进七去卒，而我当时对这个变化已颇有研究，但考虑到将形成对杀局面，由于求稳心理作怪，我选择了兵七进一的变化。最后虽然形成和棋局面，但是我没走好，输了。输了这盘棋我非常后悔，晚上也没睡好觉，总想着我要是进马该多好。现在看来当初的确应该上马，在这之后的个人赛中我和李义庭又走成这个局面，我上马赢下了那盘棋，这是后话。? 　　这盘棋可以说对我以后的比赛十分重要，在倒数第二轮时我遇上了朱剑秋，当时比完九轮后，胡荣华、何顺安、杨官璘都积12分，如果我胜了，也积12分，最后一场才有获得冠军的希望，所以对我来说只有赢了这盘棋才行，而朱剑秋为了名次则一心求和。我当然不想与他下和，在略有优势的情况下强行攻杀，结果反倒输了。如果当初对李义庭那盘棋没输，我也不必一心求胜，下得如此强硬，他想和就和嘛。? 　　最后一轮对孟立国时我已无心恋战，一个小时就败下阵来，结果这次个人赛胡荣华第一，何顺安第二，杨官璘第三，朱剑秋第四，我仅获得第十名。(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5:00

王嘉良回忆录(十二) 　　1961年由于国内自然灾害，没有进行全国赛。省里为参加下一年团体赛组队做准备，但一时还没有合适的人。国际象棋队人够了，围棋队也来了聂卫平，只有象棋队缺人。 　　为了练兵，哈尔滨搞了一个六省市邀请赛，在哈尔滨旅社(马迭尔宾馆)订了房间，同时也发出了邀请。参赛的有东北三省、上海、江苏和湖北。发出邀请后，6月，各地棋手都来了，我是黑龙江队教练，领队是潘金闰。棋手们住的地方离松花江很近，可以去玩，很方便。比赛还没进行几轮，孟立国又编了个顺口溜：横扫江苏三怪，力斩上海三妖。原来李义庭在前几轮的比赛中一路狂胜，连赢了何顺安、朱剑秋、胡荣华还有江苏的三个棋手，这样李义庭的积分也就遥遥领先了。在第6场比赛时我遇上朱贵森，如果我赢了他就有争夺冠军的希望，我就和领队说：“朱贵森是我学生，这盘棋怎么下。”领队说：“你们也别用计时钟了，快点下完就行。”领队的意思是让朱贵森让一盘棋，好让我有时间养足精神，第二天对付李义庭。我一听领队这么说，这盘棋也没怎么考虑，拿起来就下。结果没想到，朱贵森拿了棋半天不走一步，我心里还想，不是说快点下完吗?怎么回事?但我还没太在意，不料朱贵森可不客气，抓住我的毛病就把我赢了。我觉得很生气，去找领队说：“你要是说不让棋，真下也行，怎么说好让棋结果又变卦了?你怎么跟朱贵森谈的?”领队也很生气，说：“我已经和他说好了，谁知道……” 　　这次比赛朱贵森和李义庭之间下和了，由于胡荣华、何顺安他们上来就被李义庭压住了，而且这又不是什么正式的重大比赛，所以也没有太认真下，最后朱贵森得了个亚军。其实这次他不得亚军还好，得了亚军就骄傲了。比赛中他赢了韩福德一盘，赢完后我跟朱贵森说：“你虽然赢了他一盘棋，但并不代表你的实力比他强，韩福德的棋要比你好一些。”可是朱贵森却不这么想，他这次得了亚军，而且还下和了李义庭，可能觉得很了不起。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李义庭和他下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盘了，输了都是冠军，所以也没必要非要赢他，简简单单和棋就完了。这次比赛结束后，长春又举办了个邀请赛，南方的棋手都回去了，参赛的是东北三省的棋手，一共有九个人，朱贵森打了个第九。1962年孟立国来信，邀我去广州参加邀请赛，我、孟立国和韩福德组成东北联队，对广州的杨官璘、蔡福如和陈百祥。这次东北联队大胜广州队，因为广州队的陈百祥输棋太多。当时是在公园露天表演，观众都指责陈百祥，说广州队都是因为他才输的。由此可看出广州那里的地方观念很强。 　　当时有一盘棋挺有意思，在比赛前，我和孟立国曾对一个顺手炮的布局做了研究，结果在比赛时韩福德对蔡福德的那盘棋就是顺手炮，而且变化也一模一样。走到残棋时韩福德剩下马炮，比蔡福如少两个兵，而且缺相。这盘棋用了八个多小时才下完，是一盘和棋。下完棋韩福德就对我和孟立国说：“你们研究的这个布局也不实用啊，虽然我得了个先手，可是少兵少相，好不容易才和下来。”我说：“这盘棋也就是你能下和，我要是遇到这种残棋早就输了，不过要让我从前半盘开始走的话赢的机会会很大。”孟立国说：“这个开局的形势太好了，是大先手，赢定了的棋。”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我们三个人的棋风不同，对棋的理解也不一样。孟立国认为这个布局获得大先手，是绝对优势；我认为这盘棋后手反先，形势不错，好下；韩福德认为虽然有先手，但少兵少相，亏了。我和孟立国是攻杀型的棋风，韩福德则细棋极具功力，要不然这样的残棋也无法和下来。 　　离开广州我们去杭州，在杭州比完赛后又去了上海，在上海又和上海队比了一场，上海队有何顺安、胡荣华和朱永康。这次比赛我四胜二负积8分获得冠军，孟立国和韩福德积7分并列第二。这样，东北联队以绝对的优势大胜上海队。 　　这次南下比赛，朱贵森由于已经转业了，所以没去，主要原因是他在团体赛中成绩太差，自己又骄傲，和领队关系闹得很僵。 　　1962年的全国赛在合肥举行，有26人参加，下了25轮大循环。这次比赛还剩两轮时，杨官璘积36分领先，李义庭、胡荣华同积35分紧随其后，就在这轮，局势出现了转变，李义庭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何顺安逼和，而杨官璘在这一轮也没能赢我，胡荣华却战胜江苏戴荣光，积分一下就和杨官璘相同了。 　　最后一轮比赛，胡荣华和杨官璘为了夺冠，抱着必胜的决心同时拿下对手，于是积分相同，并列冠军，这也是全国赛历史上惟一一次天有二日的现象。(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5:00

王嘉良回忆录(十三)
　　1962年个人赛我成绩不理想，省队还是只有我一个人，需要新队员加入。这时金启昌去大庆找他的朋友，路过哈尔滨时他毛遂自荐。当时金启昌的棋不是很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不过打个三台还可以，于是就把他留下了。1963年没有全国赛，为了练兵，哈尔滨搞了一个邀请赛，把上海队的胡荣华、何顺安和朱永康都请来了。上海队来哈后住在文化宫，食宿路费等都由省体工队负责。由于队里只有我和金启昌两个人，就把铁路的王永胜借调过来，凑成一队。 　　比赛在兆麟公园进行，是露天表演的形式，观众有两千多人。这次邀请赛上海队的成绩很不理想，胡荣华出师不利，第一盘输给了王永胜，接下来王永胜又赢了何顺安。 　　上海队输了这次邀请赛后，何顺安就发牢骚，说哈尔滨的条件太差，影响比赛成绩。原来他们来往坐的都是解放牌大卡车，据说卡车原来是装煤的，开起来一颠簸就都是黑烟。住的地方他也不满意，晚上屋里飞的都是蝼蛄(一种昆虫，昼伏夜出)，而且比南方的要大很多，这样晚上就睡不好觉。 　　不管是什么原因，上海队终究是在棋上输了，王永胜因为这次成绩出众，被借到棋队集训，准备参加1964年的全国赛。 　　由于1962年全国个人赛的赛制棋手们意见很大，而且的确存在不合理的地方，1964年的全国赛就又回到了积分循环制上来。由于两届全国赛之间的间隔时间比较长，所以棋手们准备的时间也比较充足。 　　秋风乍起，杭州城的酷热逐渐消退下去，各路棋手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也在布局方面做了一些新的研究。第二局对何顺安时，我们走的棋形和我事先研究的一个布局一点也不差。结果何顺安很快就中了圈套，一个炮落入了我的陷阱，但这时还不能马上去捉这个炮，否则它就会跑掉，事先我在研究时还特地摆过这个变化。但当时我太高兴了，一随手，少走了个次序，他退炮一拦时我脑子里忽悠一下，这炮怎么跑了?这时心里就别提有多后悔了，心情坏得不得了，最后输了这盘已经赢了一半的棋。这样我的积分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这时积分领先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胡荣华，一个就是人称"羊城小霸王"的蔡福如，蔡福如五连胜后高出胡荣华一分，两个人都有希望夺冠。在这关键时刻我用顺手炮战胜了胡荣华，一下子将两个人的积分又拉大了。广州队大喜过望，因为蔡福如还有四场棋，除了先手对我的一场，其余三个棋手实力都不强，可以说蔡福如一只手已经摸到了冠军奖杯。 　　晚上吃饭的时候，胡荣华仿佛无意地说了一句："蔡福如这关还得老王才能把他拿下来。蔡福如现在保持不败，势头这么猛，除了老王谁也赢不了他。"第二天那场棋就是我对蔡福如，我当时走了个新的布局(见谱)，走到如图局面，已是黑方大优，结果我后手战胜了此前一场未败的蔡福如。 　　我赢了这盘棋后，蔡福如与胡荣华之间的差距又被缩小到1分，胡荣华夺冠的希望被重新燃起，不过形势还是对蔡福如有利，因为他剩下的三个对手的实力都不强。不料就在这种情况下，蔡福如竟然二负一和，后三场仅得了一分，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一开始连胜何顺安、胡荣华、李义庭和杨官?的那个小霸王。结果胡荣华后来居上，获得了冠军，蔡福如屈居亚军。虽然他们两个都败在我的手下，但输给何顺安那盘棋使我仅排在了第四。第三是何顺安，第五、第六是杨官?和李义庭。 　　这次比赛中我看中了一个16岁的小棋手，他就是刘殿中，我见他后手赢了刘忆慈一盘棋，觉得他的棋很与众不同，开局也有独到之处，就起了爱才之心，他当时也表示想到黑龙江来。于是比赛结束后，我乘车到了天津，又转乘到唐山的车去了他家。我记得刘殿中的家人请我吃的饭，还送了我一本古谱《金鹏十八变》。我由于不是公出，到唐山的路费都是我个人花的钱。当时天津队也想调刘殿中，不过最后他还是到黑龙江来了，这是后话。 　　(待续) 　　1、炮二平五马8进7　　2、马二进三卒7进1 　　3、车一平二车9平8　　4、马八进七炮8进4 　　5、兵七进一象3进5　　6、炮八平九士4进5 　　7、车九平八炮2平3　　8、车八进八卒3进1 　　9、马七进八炮8退5　　10、车八退一卒3进1 　　11、马八进九炮3进7　　12、仕六进五马2进4 　　13、车八退七炮3退3　　14、兵五进一炮8进5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6:00

王嘉良回忆录(十四) 　　1964年全国个人赛黑龙江队的成绩不理想，棋队要做一些调整，王永盛等人年龄偏大，棋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但他在这次比赛中战和了杨官璘，觉得自己的实力还可以。我就对他说：“一盘棋的胜负很偶然，虽然你与杨官璘下和了，但他要比你好一先棋以上，你俩要是下十盘棋，你最少输他三盘。”王永盛不信：“十盘棋不多赢三盘!不可能，谁也不能。”我说：“杨官璘那盘棋是太想赢你了，要是平常下十盘，我看三盘还得多。你要是不信咱们两个下，我要是十盘棋多赢三盘不算我赢。”队里的人都不信我能赢，就提议我们两个比一下，输了的请客。十盘棋中先让三盘，棋是很难下的。因为我要是不能多胜四盘就算输。王永盛觉得这样下不可能输，就答应了下来。? 　　我们这十盘棋下得很正规，一天两盘，有裁判。五天之后，我以七胜三和的优势获胜，王永盛服了，拿了50元请大伙大吃了一顿。后来我市名棋手赵国滨也觉着便宜，找我来下十盘棋，我来者不拒，以八胜一负一和的比分将其击败。? 　　转眼间1965年全国个人赛又要开战，这一时期我的棋艺水平正处于巅峰状态，对夺冠信心十足。那年个人赛赛场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11月举行，全国各地的象棋高手会聚一堂，盛况空前。? 　　前几轮我和胡荣华并驾齐驱，一路领先。我用五七炮的布局分别战胜了广东两员名将杨官?和蔡福如，形势十分有利。第六轮杨官璘与胡荣华杀了个天昏地暗，双方大战百合，杨官璘以精湛的残棋功夫，车兵双相胜了胡荣华的车兵单士象。赛程还未过半，精彩棋局就纷呈而至。? 　　胡荣华输给了杨官璘后遇到了我。这时我与胡荣华的积分相同，谁获得这盘棋的胜利谁就有希望获得冠军。? 　　这盘棋从一开始我就后手反先占据优势，到了残局时，我自信必将获胜，胡荣华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这时我走了一步棋，就去厕所了。胡荣华赶紧走了一步，也跟了出来。回来时胡荣华不知怎么的就冲着国际象棋的赛场走去，我当时连忙喊他：“小胡，别太紧张了，你往那边去不是越走越远了吗?”胡荣华这才回来。落了座，我见胡荣华把一个炮白喂给我，而且这时他又一摸脸，啊了一声，我想都没想，抬手就把他的炮给吃了，没想到这一随手竟把大好的局势葬送了(如图，红方刚走了炮二退四，这时我要是走炮6进4拦住红炮则依然占优。试演如下：炮6进4，车一退一，士4进5，这时红吃马，因黑方有车8平5杀兵形成车炮抽将之势。下一步黑方由于有马7进8捉车得子的手段，黑马跃出，红方势危。如果走另一种变化：炮6进4，马六进八，将4平5，车一退一，将5退1，马八退六，士4进5，这样依然是黑方优势)。我一吃炮，胡荣华马上走车一平四吃士，显然是早有预谋。其后车8平6，马六进八，将4平5，车四平六，炮6进2，至此，我被迫送回一子，形势急转直下，最后输了这盘已经赢了一半的棋。? 　　胡荣华在这次比赛中状态极好，他的八盘飞相局中竟胜了七盘。这场比赛以后，积分一下子被拉开，眼见到手的冠军飞了。?最后一轮我对朱永康，这时我的积分比杨官璘高1分，处在第二位，而胡荣华则冠军在握。我见夺冠无望，无心恋战，在大优的情况下走漏了一着，被朱永康翻了盘。我这里把赢棋走输，杨官璘那边却把和棋走赢了，结果眼看到手的亚军也飞了。第三名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件喜事，而我却大失所望。? 　　这次比赛金启昌排在20名以外，体现了黑龙江队的整体实力还不够强，我就打算把刘殿中调过来。队里的人见我从外省调人入队，心里都不满意。我说：“刘殿中别看年轻，你们和他要差一先的棋。”听了这话，金启昌第一个就不服气，我说那好吧，你就跟刘殿中下几盘棋吧。金启昌和刘殿中一共下了六盘棋，和了二盘，输了四盘。朱贵森又和刘殿中下，输二盘和二盘就不下了，其他的人也都没能赢得了刘殿中，也就都服气了。(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6:00

王嘉良回忆录——（十五）
 　　1966年全国个人赛在河南省郑州举行，本次比赛采用了小组循环制，全国各地共38名棋手分成四组进行小组循环赛，获各小组前三名的12名棋手再进行单循环赛争夺冠军。 　　这次个人赛比较精彩，我和刘殿中代表黑龙江队都进入了决赛，实力雄厚的广东队四名队员也全部入选，上海队这次形势不妙，闯关成功者仅有胡荣华一人。 　　事先提一下，这次比赛我打得不好，尤其是输给朱学增的那盘棋最不应该。开始下这盘棋的时候朱学增就对我说，他的名次怎么打都打不上去了，言下之意这盘棋就想让给我。朱学增以前在长春，我们就认识，比较熟，我还觉得挺高兴，所以下起来也没太积极。开局时，我的形势很好，多了三个兵，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走来走去把兵都走丢了。我心里挺生气，你不是说不想赢的吗?这样一想棋就越下越臭，最后竟然走输了。这盘棋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因为输了以后我就无望夺冠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和陈柏祥的一盘棋又雪上加霜。在这次比赛之前陈柏祥从未赢过我。这盘棋在形势相当的时候他求和，我不同意，因为1966年前后，我的棋艺正处在巅峰期，看到形势还有一搏，便想在他身上拿分，没想到这么一用强，竟把棋给走输了。可以说，陈柏祥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我逼赢的。 　　在历届全国象棋个人赛中广东队都是力保杨官璘夺冠，所以杨官?总能在队友身上拿分(这是象棋比赛中常见的一种战术)，这次也不例外，陈柏祥、蔡福如等人都输给了杨官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关键之役杨官璘却输给了胡荣华，没能阻止其夺冠的脚步。早知如此，广东队让陈柏祥拿分的话，他平了胡荣华，又赢了我，冠军就会落到广东队手中。 　　冠军归属提前二轮已成定局，亚军属谁却仍然形势不明，广东队人多势众，依然占有绝对优势，只是这时一匹黑马冲了出来，打乱了广东队的阵脚，他就是北京队的臧如意。臧如意第一轮与我下和之后就连输了三盘，赛程已过了三分之一，形势差到了极点，大家谁也没看好他，不料接下来他略经调整，竟连胜了广东队的两员主将：杨官璘和蔡福如。虽然形势仍然极为落后，但打赢了这两场硬仗之后，臧如意信心大增，又连胜了包括胡荣华在内的四位高手，这样，他的后七轮成绩是六胜一和。杨官璘与蔡福如的积分虽然与他相同，但都曾败在他手下，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拿走了亚军奖杯。 　　此次大赛冠亚军争夺惊心动魄，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是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使这项赛事中断了八年。这八年本应是我棋艺成熟，攀上顶峰的最好时机，然而一切都被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给摧毁了。我一生没能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可能真是命中与之无缘吧! 　　在这场浩劫中，象棋被列为“四旧”，棋队被解散，一切比赛都被取消，棋手们各回各家，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了。这时我也不能下棋了，回到原单位，以为还像以前一样上班就没事了。没想到运动一开始，把我定了个反动权威，说我宣扬“四旧”，还给我贴大字报。我不明白，一个下象棋的也能成为反动权威?不过我生性乐观，到不像身边挺多人那样生闷气。 　　随着各种乱七八糟的运动的展开，我被下放到通河农场，“接受农民兄弟的教育”。 　　话又说回来，在这场运动中我还算没遭什么罪，给我扣的帽子也不算大。在通河农场我的任务是“看黑帮”，所谓黑帮，就是体委一些领导，被胡乱定了些罪名，奇奇怪怪的我也记不清了。农场生活挺苦，最苦的是不能下棋，也不敢下棋，还好在通河农场呆了一年我就被调回了哈尔滨市。 　　大概是1971年，刘殿中回了老家。事出有因，当时各种帮派林立，文斗武斗乱成一团，刘殿中是属于当时被称为“炮轰派”的组织，这个组只当时很有名气，自称造反上天兵团，当时闹得轰轰烈烈，把旧的省委打倒之后，新的省委成立，于是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当时政治形势混乱，想要全部说清楚一本书也写不完)。由于“炮轰派”闹得太凶(开着坦克游行，包围权力机关，把大炮都架起来了)，导致最后被镇压，和许许多多的造反帮派一样，烟消云散了。刘殿中眼见当时政治环境恶劣，社会形势与理想背道而驰，决定明哲保身，远离这块是非之地，炮轰派初遭打击时便远走天津，后来又回到老家，运动结束后也就不再回黑龙江了。 　　我记得朱贵森还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从三楼挂到地面，说我和张东禄是反动权威，是棋霸，控制棋坛。当时他是“红旗军”的，还没等抓我批斗，“红旗军”就被定为反动组织，他也被捕入狱，因为出身是地主家庭，就没我幸运了，前后关了能有一年多。后来象棋运动逐渐恢复，这些事大家都渐渐淡忘了。不过，在那场运动中，我在以前比赛中一些珍贵的照片都烧毁了，有些还是新华社给拍的，十分可惜。(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6:00

王嘉良回忆录（十六） 
 　　从农场回到哈尔滨后，由于当时大部分的体育项目都砍掉了，包括体操、击剑、排球，也包括了象棋，我和其他的象棋队员都转了业。我回到电影机厂工作，当时象棋被列为四旧，也不敢下了。母亲怕红卫兵抄家，把有关于象棋的书和照片等物品都烧掉了。 　　1972年，为了迎接新加坡象棋队的来访，广东和上海两地首先恢复了象棋队。而此时北方依然处于无棋可下的状态。看到广东和上海棋队的恢复，我心想，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下场友谊赛，那时东北象棋发展的影响该有多大呀!有了这种想法，就马上付诸行动。经过交涉，1973年，上海队应邀来东北进行访问。这时我们并没有专业队，比赛也是表演性质的。总的来说，以我为首的东北队输给了胡荣华为首的上海队。 　　经过这次访问，东北三省的象棋运动逐渐恢复了，不再被列为四旧。1973年，国家队体委下达文件，恢复全国赛，象棋界被压抑多年的感情一时之间终于释放出来。象棋活动如野火燎原般地展开了。我当时转业到工厂，归市体委管，为了参加比赛，市体委组织了集训队，在全市进行新选拔。由于本届个人赛允许女子与少儿参加，所以这次选拔也很注重培养后备力量。我在选拔赛中是第一名，选入棋队的还有孟照忠和金启星，另外有两个小孩，一个是赵国荣，一个是范贵连。这两个小孩是我在少儿比赛上看好的，范贵连的特点是反应敏捷、有才气，他五岁的时候就能下盲棋。赵国荣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朴实、沉着，复盘能力特别强。 　　队伍虽然组建了起来，可是大家都几年没模棋了，就这么去比赛，明显不如提前一两年建队的上海队和广东队。这个问题比较现实，于是体委决定，在去四川成都参加全国个人赛之前，先去上海进行一场友谊赛，多花点路费先锻炼锻炼。 　　就这样，本着练兵的目的，黑龙江队一行六人到了上海。在上海一共安排两场比赛，只有我赢了胡荣华一盘棋，孟昭忠和金启昌，包括范贵连和赵国荣都没能取胜。其中赵国荣和范贵连都输给了上海队的一个叫林宏敏的少年棋手。徐天利还和赵国荣下了盘上单马的棋。虽然友谊赛输了，可是经过这几局比赛，黑龙江队的几个棋手棋艺得到了锻炼，信心也得到了加强。 　　1974年的全国个人赛在四川成都市举行。成都市的棋风很盛，但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百废待兴。我记得一下火车，看到接我们的车时我们队员都吓了一跳，那是一辆军用大卡车，用铁栏杆围着，上面蒙着绿色帆布蓬，坐上了这辆“大蓬车”，我们一颠一波地来到了我们此次比赛的下榻地点——一个军队招待所。原来，由于此次比赛经费实在太紧，一切只能从简。不过只要有棋可下，招待再简单也不算什么。 　　这次个人赛可以说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棋坛盛会，参加中国象棋比赛的棋手共有八十多人，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积分循环赛，决出小组前三名，共三十名优胜者编为一组，然后通过十六轮的循环赛，决出冠亚军及其余名次。 　　第一轮比赛就出了冷门，首次参加比赛的女棋手高华战胜了黑龙江队的孟昭忠。黑龙江队出师不利。在随后的比赛中，赵国荣和范贵连的成绩也不太好，不过赵国荣还赢了几盘棋，范贵连却一盘没赢。范贵连由于后来在中国象棋方面进展不大，改不了国际象棋。其实范贵连的才能还是很好的，只是不够顽强，一输棋就兵败如必倒，如果他的心理方面强一些的话，在中国象棋方面还是很大发展的。 　　决赛的第二轮，胡荣华与杨官对阵，二人棋都下得十分谨慎，不肯轻易露出破绽，在比赛一开始就挫了锐气。双方战至七十余合，终于握手言和。 　　第四轮我遇到了老对手杨官璘，时隔八年，重新坐在一起，都极想赢下这盘棋。 　　这盘下了九个多小时，三次封盘。第三次封盘前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残局，我虽占优势，但要在规则的30限着内获胜，也颇费心思。这时杨官忽然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咱们还是别封盘了，直接下完算了。”虽然这个要求不甚合理，可是考虑到杨官在象棋界的地位，裁判员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没理会，说：“我服从大会的意见。”裁判员不敢做主，就去征求大会组委会的意见，结果组委会严厉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封盘!裁判和我们两个棋手一起去吃晚饭。其实这样是对我不利的，因为我无法回房间摆棋。 　　坐在饭桌前，我和杨官璘都没有吃东西，我闭着眼睛，脑海中不断地闪现着棋局的变化，怎么在30步限着内赢下呢?不知不觉间，大概10分钟吧，我突然睁开双眼，啊!想明白了，我嘟囊了一声，19步就可以赢下来，想通了以后我开始吃饭，时间不多了，杨官璘也只吃了一点点。回到对局室，我早已将变化算透，接步就班地下，果然只用了19步，就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这样我就保持了在个人赛中对杨官璘不败的记录。 　　这次个人赛虽然我仅获得第五名的成绩，可在第九轮赢了此次比赛的冠军胡荣华。大家跟我开玩笑，说我这个主考官又官复原职了。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6:00

王嘉良回忆录(十七)
 1975年全运会棋类冉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时黑龙江队还未正式成立，依旧是在赛前两个月集训，比完赛就解散的活动形式。
 这次比赛的预赛是在上海举行，我记得有90多人参加，所有参赛的中国象棋棋手被分为六个小组，以单循环的方式决出小组前两名，参加在北京进行的决赛。
 我所在的小组没有成名的高手，虽然小伙子们一个个年轻气盛、体力充沛，可我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自认为出线不成问题，姜还是老的辣嘛。前几轮形势如我所想，面对经验不足的年轻棋手，我连连获胜。可能是我和全国冠军无缘吧，意外总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发生，这次也不例外。当时中国正在搞为工农兵服务的运动，所以这次比赛规定每个棋手都有一场比赛是要到乡下进行表演的，而有的表演就在市区内。但不知何故，本来是每人去一场的比赛却给我安排了三场，并且都是在乡下，这样一来我就十分的不适应。
 首先，体现在比赛时间的安排上，平时我都是上午下棋，可是去乡下路途遥远，几个小时的车路颠簸下来，到了地方就要吃午饭了。吃完午饭才能下棋，下棋之前还要和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下乡服务工农兵嘛!等到下完棋一般是下午四点多了，一天下来疲惫不堪。其次是我的身体不太好，这样折腾就觉得精力不够。就这样，坏运气降临了。
 与赵明的一盘棋就是在一个小县城下的，在开局时我就中了一个圈套，这个布局不是赵明研究的，而是朱亮在前几天刚下出来的，我没看到记录，心理也没准备，这盘棋就输了。下完棋本来要安排在当地吃饭，我实在吃不下去，心情很坏，就先回了上海。没想到回了上海通报批评我，说我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跟农民没有感情。当时正赶上“批林批孔”的运动，因为这件事，拿我当了个典型。大会要我写检查，我说:“我下完棋挺累的，在那吃饭要等一个多小时，再说我是工人出身，还受什么农民再教育。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当时我并非职业棋手，而是从工厂借调的关系。话虽这么说，可是迫于压力，我只好写了检查，这还不算完，不知谁出的主意，要我再去一次乡下，面对面地向农民检讨，于是我又被迫去了乡下，结果人家农民根本不记得吃饭的事儿，我却被搞得精疲力尽。
 最后一场比赛我只要和棋就可以出线，比赛又被安排到了乡下。心情不好，棋也没下好，输了以后小组仅获第三，没能出线，回想起来也是个笑话。
 几年后见到胡荣华，提起这事，胡荣华说:“对不起了老王，那时批林批孔，受四人帮的毒害，连累你了。”我说:“什么四人帮的毒害!规定好了每人下乡下一盘棋，怎么安排我下三场呢?我身体不好，坐几个小时的车累的慌，你们上海也太不像话了，对外人搞名堂，不就是想让上海队多上去几个人吗?”
 1976年的全国赛没有下完，在兰州举行完预赛后，我和杨官璘、胡荣华等老对手都进入了决赛，但后来决赛被取消了(因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后象棋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只有菲律宾来个访问团，我代表国家队参加了两场友谊赛。
 1977年，黑龙江开始筹划建立棋队的事，负责黑龙江省文体事务的常务副省长苏民是个围棋迷，此时正值1975年聂卫平在全国赛上夺冠，苏民就指示正式恢复黑龙江棋队。围棋队聂卫平任教练兼队员，中国象棋由我任教练兼队员，队里除了赵国荣外，还调来了孙志伟。
 1977年内蒙古办了个邀请赛，请去的都是东北棋手，当时赵国荣获得了冠军，他在比赛中不但保持了不败记录，还战胜了名将赵庆阁。
 1977年全国赛先举行的是团体赛，黑龙江队获得第二名，这里还有个故事。这次黑龙江队共有五人参赛，我、赵国荣、孙志伟、王春凯、孙铁瑞。最后决赛是黑龙江队对广东队，由王春凯对邓颂宏。王春凯下着下着忘了看时间，当还有两步棋要走的时候，时间就剩下两秒钟了，于是裁判员就判王春凯超时负。我当时在场，就过去问:“这不还有两秒钟吗?怎么能判超时呢?”裁判说:“还剩两秒钟，走不完两步棋了。”当时王春凯的棋形势大好，赢定了的，我就找裁判长，我问:“这好比一个人快死了，但只要没咽气，就不能火化，对不对?”裁判长无话可说，就宣布封盘，等下午再下。我就对王春凯说，你的棋只要能在两秒钟内走完两步棋，就能赢了，你看他不论走什么，马上进兵，尽快按计时钟。”王春凯点头。
 到了下午，比赛重新开始。王春凯当时17岁，长得少年老成，他的对手邓颂宏也是个小孩，机灵活泼，王春凯见对手走了一步棋，就照我说的马上进了一步兵，另一只手就拍上了计时钟，表针颤了一下，竟没有动，这一步棋一秒钟都没用。邓颂宏一看，眼睛转了转，不走棋了，东看看，西看看，发现王春凯有些分神，飞快地走了一步棋，王春凯手忙脚乱，进兵来不及了，老将离手比较近，就上了一步将，结果白丢了一个兵。这时看计时钟，时间刚刚只剩下一秒，这盘棋最后成为一盘和棋。(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7:00

王嘉良回忆录(十八)
 　　1977年的团体赛由于王春凯在读秒声中匆忙上了一步将，结果赢棋走成和棋，黑龙江队也没能拿到冠军，在接下来的个人赛中，又闹出了一点风波。 　　这次比赛前参赛棋手们就给大会提出了意见，认为现在实行的抽签制度不合理，使比赛中经常存在同队棋手之间让棋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经大会研究，决定先按以往的惯例抽签，如果抽签结果同队棋手不在最后一轮相遇，那么比赛的顺序就不变了；如果抽签结果是同队棋手恰好在最后一轮相遇，那么就将最后一轮的比赛调到第一场比，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人为控制名次的情况了。 　　这次个人赛由于新赛制的原因，一批名手没能闯入决赛，进入决赛的六位选手是我、胡荣华、钱洪发、黄少龙、梁文斌和朱永康。经过抽签，恰好是上海的朱永康在最后一轮碰同队的胡荣华。本来按照赛前大会的决定，应该把这一场比赛提前到第一场比，可是这时胡荣华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了，坚持要按抽签的结果进行比赛。大会就犹豫了，没能坚持一开始的决定。 　　第一场比赛就是由我对朱永康，我心里生气，为什么大会做了决定又不能执行呢?我性子比较直，本来就看不惯在比赛中搞鬼的，这次暗下决心，非要把朱永康赢了不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下的棋自然十分急躁，别说赢棋，最后连和棋都没下成。输了这盘棋以后，我非但没冷静下来，心态反而更加不稳定，接着又输给了胡荣华，这样一来，我知道此次夺冠是没有希望了。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我无心恋战，都轻易地输掉了。 　　胡荣华连胜四场后已经稳获冠军，所以最后对朱永康的一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其他几人之间又都下成了和棋。所以第二名的归属就完全取决于朱永康与胡荣华这盘棋的结果了。二人心照不宣下了一盘和棋。朱永康稳稳当当地拿了亚军。其他三人积分相同，并列第三，我名列第六。1977年的全国个人赛就以这样一个结果结束了。 　　1978年正式组建棋队时，考虑到王春凯的反应比较慢，就没有把他留下来，正式队员是赵国荣与孙志伟，孙铁瑞属于借调关系，并非正式队员，围棋队除了聂卫平，还调来了鲁健，黄希文和陈兆峰，这一年聂卫平代表黑龙江获得了全国围棋个人赛的冠军。 　　1978年全国象棋团体赛黑龙江队发挥的比较好，由我坐镇第一台，二三四台分别是孙志伟、赵国荣和孙铁瑞。孙志伟与赵国荣当时有个绰号，叫“哼哈二将”。因为他们两个在这次比赛中每场基本上都能稳拿三分。就是说如果孙志伟和了，赵国荣就能赢；而赵国荣和了，孙志伟又会赢棋。孙铁瑞在第四台不输保本，这样黑龙江队的成绩就一直处在前列。 　　同时处在前列的还有辽宁队，所以对辽宁队的一场比赛就显得十分关键。我知道这一场比赛可能就决定了冠军的归属，获胜的欲望也就十分地强烈。所以在与赵庆阁对局的同时，我还关注着另外几台的比赛。 　　赵国荣与孙志伟的棋还可以，可是孙铁瑞的第四台形势就不容乐观了。我看孙铁瑞以马炮对对手的马炮双兵，这是一盘要输的棋。我心想，他那边要是输了，我这边可一定要赢下来。我这盘棋本来是大先手，优势明显，赵庆阁提出和棋时，我考虑到孙铁瑞要输，就没答应。有点棋力的人都知道，象棋只要双方实力接近，一方想要守和时，另一方想要赢下来是比较困难的。我为了赢棋，走得比较强硬，也可以说有些过分，形势不知不觉间反而混乱起来。我不甘心走成和棋，便强行进攻，这下坏了，被赵庆阁抓住机会反击，反倒输了。输了棋后，又听到孙铁瑞在第四台守和的消息，这下子我大悔，早知如此，和了这盘棋就是冠军了，又何必与赵庆阁硬拼呢?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参加了在郑州举行的个人赛。参加个人赛的棋手是按团体赛的成绩抽取的，共有26名棋手参加。这次比赛我没有下好，仅取得了第七的成绩，冠军争夺在杨官璘与胡荣华之间进行。杨官璘在这次比赛中本来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在第十三轮时意外地仅30个回合就负于辽宁的赵庆阁，使胡荣华有了机会。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杨官弈和了言穆江，胡荣华战胜了赵庆阁，一出一入之间，二人的积分已经相同，可是杨官璘由于小分较低，无奈只能屈居亚军。胡荣华后来居上，第九次夺得了桂冠。(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7:00

王嘉良回忆录(十九)
 对我来说，1979年可谓终身难忘，因为那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中断了14年的《北方棋艺》正式复刊了。其实创办《北方棋艺》的申请报告，1965年我就递交给主管部门了，可是谁曾料到批件下来没多久，杂志的第一期还未出刊，就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那时我已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给关进牛棚，就更别说这本“为反动学术服务”的杂志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4个春秋，许多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直到1979年4月，《北方棋艺》第一期才得以与广大棋迷见面。
 这次复刊还算顺利，因为当时全国体育事业都陆续开始恢复，象棋作为龙江体育的一大优势项目备受体委领导的重视，看到时机成熟，我立即向上级申请恢复《北方棋艺》，之所以打着复刊的名义，是因为这样在程序上能简单一点。上级看到我的申请，十分赞成，尤其是省委书记李剑白和宣传部部长李元直都给予大力支持，复刊申请一路绿灯批了下来，同时还批给我们一万元经费。
 恢复之初，杂志主要以象棋和围棋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国际象棋的内容，象棋是我挂帅，围棋主编挂的是聂卫平的名。因为小聂当时已经得了几次全国冠军，但由于他那时在北京，所以围棋的稿子都由昊广熹来负责，实际上整个编辑部就我和李德林两个人，被安排在体工队的一座简陋的小楼里。那时李德林是农垦机械站的一位农业工程师，白天他要上班，晚上来这儿帮我写稿。
 为了使第一期杂志来个开门红，我特意将我当时的布局整理出来，我们两个就挤在那间小屋子里，有时忙起来就是一宿，困了我们就爬在桌子上眯一会儿，醒了再干，十分辛苦。我一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从社会上招聘了一名临时工，专门给我们抄稿，这个临时工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就记得大家都叫他“老杨”。为了这件事，我还和领导顶了起来。因为老杨年轻时曾在日本工厂做翻译，文革时又被打成右派，所以领导不愿意让我们用他，但我看老杨是哈工大的老毕业生，颇懂些外语，加之他办事十分认真，稿子也抄写得十分整齐干净，就对上面说:“老杨我用定了，有什么事我扛着!”这样老杨才留了下来。
 一切都办妥后，我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子了，可是就在杂志要送去出版印刷的节骨眼上，发现上级拨给我们的一万元资金被体工队挪用了。没办法，我又连忙跑到印刷厂，借助一些关系，说服印刷厂的负责人答应我们可以先印刷年末付款。令人欣慰的是，这期杂志卖的非常好,光是邮局订数就超过三万，各地新华书店的销量也有三万多，再加上我们自己也发行了一些，总共发行了有七万多册吧。这个数字，就是现在对一本刚刚发行的杂志来说，也是十分可观的，更别说在那个为温饱发愁的年代了。我们很快就还上了印刷费，最后还略有盈余。
 这期杂志没忙完多久，第四届全运会就开始了，因为前几届全运会中都没有象棋比赛，所以这次象棋项目能进人全运会十分不易，体委领导对此也很重视，还特意重新组建了象棋队，并给我们定了指标。因为1978年我们黑龙江队得了团体亚军，所以体委领导要求我们这次必须保住前三名，同时也要求我个人打人决赛。可是当时我们棋队只有孙志伟和赵国荣，加上我才三个人，而团体赛要求四个人，最后没办法我们又从外地调来一名棋手，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
 由于这次比赛对进京人数有限制，所以先按地区进行预赛。预赛中，黑龙江队成功进人六强，取得进京参加决赛的资格。而个人赛是分四个小组，每组取前二名，我以不败的战绩列小组第一，取得决赛资格。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预赛有一些名手未能进人决赛，像我的老对手杨官璘，还有李义庭都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其他进人八强的七位选手是:胡荣华、柳大华、傅光明、王秉国、蔡福如、蒋志梁和程福臣。
 决赛是在几个月之后进行的，这期间我们又出版了几期《北方棋艺》。团体赛是先于个人赛进行的，结果我们发挥的不算太好，只取得了第六名，上海队获得第一。团体赛没能完成体委下达的指标，使我耿耿于怀，觉得是由于自己忙于《北方棋艺》的工作，忽略了对队员的训练而造成的。就在这种自责的心理作用下，我发挥得不理想，在最后一轮输给程福臣，只获得第七名，而胡荣华则第十次夺冠，完成了“十连霸”的伟业。(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7: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
 日转星移，转眼就到了80年代，此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各行各业都积极参与其中。象棋坛也酝酿着一场巨变。 
 1976年以后，在文革期间被迫解散的中国象棋协会又重新成立，后来将其下属的技术委员会重新分成了两个部门。其中一个仍叫技术委员会，杨官璘任主任，我和胡荣华是副主任，孟立国等一大批著名棋手是委员。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制订比赛制度。另外一个新划分出来的是裁判委员会，由刘国斌、陈松顺负责，主要制订比舞中的裁判工作细则和棋规。这两个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中国象棋竞赛休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向着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技术委员会在成立伊始。就而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应大多数棋手的要求，将个人赛改成分组升级制。之所以选择这种规则。是因为进入80年代以后，象棋运动逐渐复苏，参赛人数日益增加，如果仍然按照以往的方式竞赛、不但比赛周期长，棋手们的体力也承受不了，而且老赛制缺乏竟争机制，不利于年轻棋手成长。
 经过技术委员会研究与讨论，建议将当年的团体赛与个人赛同时进行。要求每支代表队只能派出三名棋手，经过抽签分成三个小组，然后按小组名次计分(第一名积l分，第二名积2分，依此类推)。总分少者为冠军。而每组的1-4名参加个人决赛中的甲组比赛，5-8名则分在乙组，9-12名在丙组，甲乙两组的后三名降组，乙丙两组的前三名升组，赛制五年不变。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赛制只执行了三年便被取消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个人赛预赛盛团体赛在福州市拉开了战幕。由于这届团体赛只要求每队三名棋手参加，所以黑龙江队正好由我和赵国荣、孙志伟三人组成，而用再像从前还得四处调人。由于比赛成绩还涉及到个人决赛的命运，所以棋手们都十分努力，希望能够进人下半年的甲组决赛。
 我的预赛成绩不错，以不败战绩获得小组第一。赵国荣和孙志伟都是小组第五名，这样黑龙江队团体总分略高于广东队而与冠军插肩而过，上海队则因林宏敏发挥失常而名列第三。最后我取得进人甲组决赛资格，赵国荣和孙志伟则要在乙组中征战。
 8月，36名棋手汇集于景色秀美的四川省乐山市。甲组棋手的比赛是在东坡楼进行的。据说是因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曾在这里饮酒欺诗，尽情观赏乐山风光而得名。比赛间跳。大家不忘浏览名胜古迹，以暂时缓解比赛的紧张疲劳。乐山大佛是这里最有名的古迹。观看之余，大家不禁感叹工匠们的巧夺天工。我在大佛旁边更是照了许多服片，可是现在大都找不到了，实在是可惜。
 也许就是因为玩得太尽兴了，我在开赛头三天居然来了个“三连败”，该输的也输，不该输的也输。这种情况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看到我这个成绩，胡荣华走过来对我说:“老王啊，在这种比赛上出现三连败，冠军是没指望了。别再一不小心降组哟!”听了这句话，我干分不高兴，心中暗暗憋着一股劲：就让你看看，到底谁降级。
 正是凭着这股动力，接下来的比赛。我下得十分顺手。第四抡，第五轮，连克内蒙李曰纯和湖北胡远茂，第六轮、第七轮又“倒拔杨柳”分别战胜老对手杨官磷和柳大华。有趣的是,1980年的个人冠军得主柳大华也和杨官磷、胡荣华一样没能通过我这个冠军主考官的一关。
 比赛至此，形势已经比较明朗，赛前人们都认为冠军非胡即杨。然而现在杨官磷在败给我后又被柳大华胜了一场，夺冠已然无望。而胡荣华也没有续写十一连冠的可能了。相反，柳大华、李来群和徐天利倒很有希望夺冠。
 升降级的制度就是这样变幻莫测，起初还为我担忧的胡荣华，在输给徐天利后却也蒙上降级的阴影。最后一轮，与我相遇，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只有赢了这盘棋才能保住甲级席位。开局时，胡荣华走了自己的拿手布局——飞相局，中局时又故意卖给我一个破绽，想让我和他对杀。但我一看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敢冒进，最后胡荣华排名第九，惨遭降级。杨官磷则是在最后一轮险胜臧如意，才以小分比胡荣华略高的优势，侥幸过关。我以五胜二和四负名列第五，柳大华、徐天利和李来群大分相同，最后是依据小分才分出名次。
 这届个人赛充分显示出升降级制度的残酷。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后降级的竟是胡荣华。(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8: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一）
 1980年个人赛结束不久，亚洲象棋联合会在澳门成立，知名人士霍英东当选会长，陈远高任副会长，同时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
中国队派出由杨官磷任领队，我任教练兼队员，胡荣华、柳大华和谢思明为队员的阵容。这次比赛共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参赛，但由于他们水平与我们相差很大，我们轻松赢得了男子团体冠军，香港获得亚军。谢思明在与新加坡张心欢的比赛中，胜负各一，最后大分相同，以小分之优，荣膺“亚洲女皇”。
“世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
 仔细品味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真是意味深长。世间万物无一不是在探索中发展，在变革中成熟。80年代的棋坛也正处在发展与改革的动荡之中。
 1980年团体赛赛制由原来的每队四人改为三人，并按个人小组排名计算名次。这一新举措立即招来广大棋手的反对，许多棋手反映，这种竞赛制度打不出团体气氛，不少教练员也认为这样比赛无法进行战术安排。听到这些反对意见，技术委员会立即将其反映给国家体委。
 其实当初团体赛的改革主要是为了给个人赛分组，如今个人赛甲乙丙组已经产生，所以上级部门也认为这种“小组排名计分制”不利于在团体赛中运用。那么究竟是按老一套还是另起炉灶呢?虽然现在看来那种“四台制”也有许多不足，但当时考虑到这种赛制更为大家所熟悉，而且也没有其他什么可行方案，于是团体赛仍然执行1980年以前的赛制。就这样，“小组排名计分制”仅执行了短短一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留给我惟一的印象就是那一年我们黑龙江队得了第二名。
 就黑龙江队而言，改回老赛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当时黑龙江队只有我、赵国荣和孙志伟。如果是三个人出战的话，我们正好，而且由于实力均衡，所以没有太大的弱点。可是一改回四人制，我们就不得不现从别的地方调人。记得当时是从铁路系统调来孟昭忠，而他始终是让我最不放心的，毕竟他不是专业棋手。就这样，经过短暂的集训，我们便踏上了南去的火车。
 这次团体赛是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的。现在肇庆已经发展得颇具规模，而当时那只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儿的渔村而已。那里是广东队的主场，他们将肩负着卫冕的使命，而我们则将目标定为前六名。
 本届团体赛冠亚军的争夺是在沪粤两队之间展开的，其激加l程度超过了任何一届。为了锻炼队伍，老杨(官磷)没有作为主力上场，而是将“帅印”交给吕钦，自己做起了替补。在第六轮，沪粤两队遭遇。为了能拿下这场恶仗，老杨替下四台小将蔡玉光，迎战上海林宏敏。这盘棋，林宏敏本来是有赢棋机会的，可是由于临场经验不足，才被老杨谋得和棋。而前三台也战成平手，这样两队打和。此后又一波三折，两队同积19分而并列第一，但由于上海队小分略低，只能屈居亚军。这是全国象棋团体赛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比较小分确定冠亚军的，而广东队也成为第一支成功卫冕的冠军队。河北、江苏、安徽和福建分别获得三至六名，我们黑龙江队则发挥得莫名其妙，连前六名都没进去。
 从肇庆回来后，经过三四个月的休整，于9月间再次南下，参加在“鹿城”温州举行的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在这次个人赛上，我与柳大华之间虽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比赛进行到第二轮时，我与柳大华相遇。我执红先行，局势一直比较乐观，正思考如何人局成杀时(如图)。柳大华突然冲我说:“老王，你要超时了!”那时比赛的计时钟没现在这么先进，一方超时就自动停钟而是要裁判监督。所以我一听要超时，下意识地就拿起相走了两步，结果我走了两步废棋，而柳大华却走了两步卒。等我凑了两步棋以后才发现，我根本就没超时，所以很不高兴，就找来裁判员评理，因为按规定除裁判员外，任何人都无权宣布棋手超时，柳大华这样做无疑是不合理的。
 其实私下里我和柳大华的交情不错，但我觉得不能把私人的感情掺杂到比赛中，所以就要求裁判按规定判柳大华负。但是由于柳大华是上届冠军，所以裁判长刘国斌袒护他，劝我发扬风格，不要斤斤计较，结果只给他记了一次警告。后来最后一轮柳大华战胜李来群卫冕成功，我只获得第四名。徐天利和杨官磷分别获第三名和第五名，吕钦、胡远茂都落人乙组。
 同样乙组竞争得也十分激烈。上一年降组的“十连霸”胡荣华成绩不算理想，未能重新回到甲组，而赵国荣则发挥出色，获得晋级资格，这令我十分高兴。因为在个人赛当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遇到本队队员都力保分高者，其实这不过是为保证夺取冠军的战术而已，就像去年奥运会中国女子竞走那样。而这回，几个老对手几乎都要孤军作战了，像湖北少了胡远茂，广东少了吕钦，而上海也只剩下徐天利。可能是命运多并，正当我憧憬明年可以大展拳脚的时候，上级的一纸文件打碎了我的梦想。(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8: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二）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挫折困苦在所难免. 即使蒙受了不白之怨, 亦不应心灰意冷，低迷消沉下去。 当岁月的沧桑写满面容， 回首往昔， 那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1981年个人赛，广东吕钦、湖北胡远茂的降组以及赵国荣的升组都为我打好1982年个人赛带来希望，要知道未获全国冠军总是我的一块心病。
 个人赛回来后，我就和赵国荣积极投入到训练之中。然而年底，上级的一纸文件却如同一盆冷水将我那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给扑灭了，原来由于胡荣华1980年乐山降级后。一连两年都未能打回甲组。或许是为了照顾这位昔日“十连霸”的面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总之运动司下文取的了个人赛甲乙级制。
 此文一出，立即遭到象棋技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的坚决反对，大家一致认为，原来实行甲乙组制时明确规定赛制五年不变，可是现在只执行了三年，制度定下来了，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虽然技术委员会的态度坚决，但是上级领导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依然一意孤行地执行了取消个人赛甲乙组制的决定，这使我十分气氛，情绪也很低落，加之又考虑自己年纪较大，体力和精力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产生了退役的想法。
 我退役的想法一提出来，立即引起省里体委领协的重视。因为当时黑龙江省象棋的整体水平较低，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再多赛几年，等年轻棋手成长起来再说。考虑到这些情况，同时也觉得这样离开赛场着实有些不甘心，我也就回心转意了。按理说这场风波应该就此结束，可是一场不白之冤又随之降临了。这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起退役之事。
 事情是这样的，参加1980年第一届亚洲杯时，我们与菲律宾华侨陈罗平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回国的时候，陈先生对我们说，有机会将邀请我们四个人（杨官磷、胡荣华、柳大华和我）访问菲律宾。1982年春，陈罗平先生果然如约向国家体委发出邀请函，邀请我们出访。可是当我接到赴京报到的通知时才知道二这次出访的领队不是杨官磷，而是换成国家体委供处的代理处长顾而平，胡荣华由于这几年成绩不好也被换成了徐天利。虽然我仍然希望还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但是上级决定了，谁也没办法改变。
 但是就在我到北京的同时，体委收到一封揭发我的匿名信，信中说我亚洲杯来后，私带3台彩电，并且在国外出版棋书……，接到这封信后，体委对我进行了调查，发现亚洲杯回国时我的确带回3台电视机。于是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取取消我出国的资格，而换成李来群。
 但是事实上这3台彩电中一台是我用在澳门出的一本和李德林合著的棋书的稿费买的，符合当时出国人员可以带一件免税电器的规定，一台是香港象棋总会送给我的，但我已经有了一台，于是就想把这台电视机送给我们体工队，为此特意请示了港澳工委书记李冲，经他同意并签字为这台电视机办理了免税手续。至于第三台电视机是找为李德林代买的，入境时已依法办理了关税，根本就不违规。而且由于我在亚洲杯杯上的出色表现，并将我个人购买的大的电视机献给体工队，省里为此还将我评为当年的标兵。那台电视现在还放在体工队里，不过己经是古董了!
 省里领导听说因为这件事要取消我出国资格，考虑到我是省政协委员，此事将造成一定影响，所以要求体委政治部必须拿出可信的证据才行，否则下能接受。后来体委调查清楚后，才同意继续由我担任访非队伍的教练，经非方同意，李来群也有幸随我们一同出国，后来我才知道那封匿名信来自广州。
 出国前夕，体委运动司李司长又找我去谈话，告诚我以后不要在国外随便出书，这更叫人哭笑不得。因为对于在国外出书，国家规定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有抵毁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言论方而的书讯是可以出版的。像象棋谱这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还鼓励出版呢！更令人气愤的是，到达非律宾后。领队居然让柳大华监视我，弄得柳大华也十分为难。
菲律宾是个岛国，四面环海，淡水缺乏。多亏多雨的气候才使这里有允足的淡水。遭受到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我的心情也像那里的天气，整天阴沉沉，我们对非律宾的三座城市进行了访问，所到之处广受当地棋迷的欢迎，而且还赠送给伐们许多纪念品。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这些东四说什么我也不敢收了，推不掉的就全交给领队处理。
回国不久，团体赛就开始了，由于我已有退役的想法。所以这届团体赛就退居二线，打第三台。前两台交给赵国荣和孙志伟。本届团体赛冠亚军的争夺是在广东队与河北队之间进行的，最后广东队技高一筹获得冠军，成为象棋团体赛上第一支“三连冠”的队伍。黑龙江队发挥平常，获得第四名。
个人赛找没有参加。那年李来群获得冠军。而胡荣华走出乙组的阴影获得亚军。真不知道，如果不取消个人赛甲乙组赛制结果会是怎样？（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8: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三）
 1982年以后，我就不再参加个人赛，而只参加团体赛和一些邀请赛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对棋坛心灰意冷，而是觉得自己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所以想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棋队的训练与建设上。
 当时，黑龙江男队的整体实力已经比较稳定，一直稳居全国前六名。可是在女子方面，却一直是北京和上海的天下，而黑龙江连女队都没有，于是我决心要把黑龙托女队搞起来，而且也要成为全国的强队。
 我的想法一经提出，_立即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此时正值全省少年赛开战，我就立即赶赴赛场，想从中挑几棵有潜力的苗子。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挑学生的标准很怪，其中有一条那就是:看上去不能太机灵，但要有内秀，而且记性要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象棋是一项静的艺术，那些看土去很机灵的孩子往往没有长性，耐不住这份辛苦。所以我挑徒弟宁愿挑一些看上去有些“木”的，这样的孩子往往韧劲十足，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像赵国荣当初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事后也证明我的眼光没错。
 在少年赛上，有两个小孩比较令我满意，一个是张晓霞，另一个是张梅。我分别与她俩下了一盘让双马棋，感觉这两个孩子的棋感不错，就决定让她们进队先试训一年。
 应该说张晓霞与张梅进队自己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如果她们成绩不行的话，还会被送回去，那样她们不仅浪费了一年时光，还要耽误学业，这对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残酷的。幸好她们自己很用功，我也是尽可能的教，现在她们已成为棋坛知名的大师了。想起这些，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张晓霞和张梅进队没有多久，团体赛就打响了。但是由于她们还欠火候，所以我没让她们参加这届比赛，后来上海队获得了女子组冠军。
 这届比赛是在哈尔滨举行的，作为东道主，我的压力比较大，而且我既是参赛队员，又是大赛组织者，棋手们有什么问题都来问我，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便尽力为其解决，一天从早忙到晚，十分疲劳。这届比赛还是由我来打第三台，赵国荣和孙志伟打前二台，这种编排方式本来对我们十分有利，可是结果我发挥一般，赵国荣和孙志伟的表现也不甚理想，最终我们只获得了第三名，而河北队表现不俗，取代了“三连冠”广东队，获得冠军。
 团体赛结束后，国家体委将不少年轻棋手留在哈尔滨，一方面是对年轻棋手集中培训，另一方面是为来年的亚洲杯选拔运动员。这次留下来的棋手年龄都在20岁左右，像吕钦、赵国荣、李来群和于幼华都在其中，事实证明这些年轻人日后果然都成了棋坛的中坚力量。
 这次培训是由我和胡荣华担任主讲，柳大华辅助，后来胡荣华有事先回上海了，所以讲课基本都是我和柳大华负责的。每天上午，我和柳大华分别讲解开中残各方面知识，下午队员们进行队内循环赛，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十分不错，经过近半个月的训练，他们对象棋的认识程度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讲解过程中，我很注重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记得有一天早晨，轮到我给大家讲解残局，我就摆了一个定式(如图)，以前这个定式大家都公认是车兵例和马士象全的样板。我把残局摆出来后，让他们先自行拆解。儿分钟后，他们告诉我因为红兵无法换取黑方双士，所以自然是例和。其实这盘残局红方可胜，这其中有几个要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试试，看看能否找到入局的关键。其实这些招式并不高深，但是我们要学会去打破常规思维。在这次集训中，吕钦表现出色，成为本次训练中的亮点。 集训结束后，哈尔滨市体委立即组织了一场“哈尔滨杯”象棋赛，参赛棋手大部分是那次集训的年轻棋手，但是也有一些成名已久的棋手.其中就有己故西北名手钱洪发。这次比赛，赵国荣获得冠军，钱洪发获得第五。 不久以后，1983年个人赛在春城昆明拉开战幕，虽然我已经不参加比赛了，但是仍然十分关注。这届个人赛，胡荣华时隔乐山兵败后，再次获得冠军，赵国荣也第二次打进前六名，渐渐成为龙江棋坛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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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9: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四）
 奥斯持消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这样写道：“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回忆我的一生，我也深感为能给龙江棋坛做点贡献而感到欣慰，其中尤以创办《棋艺》和成立棋院最为难忘。
 早在1983年以前，为了给广大棋类运动员和省内的爱好者，提供一个环境优雅的比赛和训练场所，我就向上级领导反映过，希望成立黑龙江棋院。
 报告递上去后，得到当时一直非常支持棋类运动的省委书记李剑白同志的认可，并在1983年从财政厅为棋院拨来30万元专款，同时任命我为棋院建设的主要负责 人。
 钱到位了，可是在棋院选址上却出现了分歧。当时李剑白同志:亲自和我乘车沿江寻找合适地点，看中了松花江畔的老头湾一带。那里夏日凉风习习。苍翠掩映。冬日白雪皑皑。银装素襄，如诗似画，是棋手训练比赛的理想之地。但因那里是绿化地，所以被规划局的领导们否定了。 后来市决定，将松花江北岸一块面积约为十晌的地皮拨给我们，那电环境也很优美。但是由于地处江北，交通不便，建筑材料的运输费用也十分昂贵，所以同样被否定了。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确目光短浅了些，现在那里已经成为哈尔滨的黄金宝地，著名 旅游景点。
 由于一直没有合适的地点，成立棋院的事就被搁了下来，直到1985年。财政厅下来文件，棋院再不动工，拨款将被收回。我乘车又环游市区仍然没有满意的地方。后来体委领导决定将其建在省体委附近，这样黑龙江棋院的院址最后定在省体委训练中心的和平路上。
 资金有了。地址也选定了那么棋院应该盖成什么样子呢？这下又把我给难住了。因为市委规定邻街建筑应不低于六层，除了建成“小品楼”，装饰街道。我和其他同志仔细研究，权衡了各种设计方案。最后选中哈尔滨建筑设计院一位棋爱好者，胡老先生的设计方案，这时已经是1985年8月了。如果要年前竣工，工期将相当紧张，而要来年再建的话，将又得拖上大半年。于是，我将工程交给哈尔滨市建五公司，该公司索以短小精悍，施工速度快，质量过硬著称，市里许多优质工程都出自他们之手，所以我对年底完工非常有信心。
 等到工程真正动了,我才发现.原来30万元居然这么少啊!为此，我不得不四处找人，以国拨价买来钢筋和其它钢材，即使这样，资金仍不充裕，最后我们仍欠了17万元。不过还好，第二年就还上了。
 为了指挥方便.我也搬进工地，和大家吃住在一起。虽然当时已经入秋，但“秋老虎”依然热得怕人。工人们加班加点赶进度十分辛苦，而且还要承受蚊虫的叮咬。看到这些，我十分过意不去，就自掏腰包给大家买香烟、水果等东西。就这样，在大家齐心努力下，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将棋院建成。
 现在回忆起那段创业的岁月仍然历历在目、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棋院也尝试了种种改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其实在1985年.支持棋类运动的几位领导均已调到别的工作岗位上，所以棋院的顺利成还多少还是因为1984年黑龙江棋队的出色表现。
那年团体赛在合肥举行，黑龙江队由我、赵国荣、孙志伟和孙铁瑞组成。本来我仍想打第三台，让赵国荣在一台练练。可是国家体委有了新规定，各队台次必须按等级分排列。我的等级分是黑龙江最高的。没办法只好又坐在了一台。这次比赛我们打的不错，积分一直领先，最后一轮我们遇上辽宁队，只要打和即可获得冠军。一下子离冠军这么近。队员们有些兴奋!
 在第二天的比赛中，赵国荣和孙志伟均很快弈和，我的对手赵庆阁也向我提出和棋，不过这时我看到四台孙铁瑞的情况，不禁吓了一跳.他那里形成马炮对人家马炮双兵的残局，这是局必输的棋呀！要想夺冠我们最次也要打和，于是我就没有同意和棋。其实就棋本身而言，我虽然占优，可不太够赢，而且我还一直惦记孙铁瑞那面的情况。结果这么一分心，优势棋反而变成了劣势，再看孙铁瑞那面，居然走成了和棋，虽然他的残棋不错，似这种棋也能走和，还真让人意想不到，就这样他那方面输棋变和棋，我这边和棋变输棋，最后我们只获得了亚军，不过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这届团体赛北方队全面获胜，辽宁队获冠军，河北队第三，将南方队全部挤出三甲!
 随后在广州举行的个人赛中，赵国荣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第三名，以后的几年中，他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前几名，逐渐步入了其棋艺生涯的巅峰期。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9: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五）
 棋院的成立，可以说是龙江棋坛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黑龙江棋类项目进人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黑龙江棋院的成立，也吸引了更多的棋类爱好者投身于棋艺事业。孟昭忠、张晓平、郭莉萍都是这个时期进队的。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充，使黑龙江象棋队迅速壮大起来，结束了男队一打团体赛就得四处借人的尴尬阶段。
 1986年中旬，棋院正式剪彩宣告成立。我被任命为棋院主要负责人.兼任总教练，主抓三棋的训练和人才选拔工作。另外又从体工队调来一位老干部，负责棋院的行政工作。当时棋院刚刚落成，编制还不健全，许多岗位需要人手。可是由于我要负责三棋的训练工作，根本无法分心，于是就将人事工作全权交给那位老同志了。可谁知那位老同志竟利用职权，将不少亲友调入棋院，而且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在棋院内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由于我说了几句反以棋院党支部的名义向上级举报我在盖棋院的过程中贪污公款。体委领导十分重视，对此专门进行了调查。好笑的是，调查结果不但证明我没有贪污，而且还搭了几百块钱，后来上级领导对这位老同志进行了处理。李剑白书记还专门批示:棋院技术部门应以嘉良这样的技术骨干为主要领导。
 可是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件事结束后，我决定对棋院的工作人员进行整顿，将不合格人员一律辞退。这触动了一小撮人的利益，也引起他们的恐慌，准备对我进行报复。
 那是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发现棋院的墙上贴着白纸，走近一看，差点儿没被气晕过去。原来那是几张诬蔑我的小字报，其中内容全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且措辞低级下流，目的就是对我刻意进行人身攻击，以阻挠棋院的整顿。
 虽然人正不怕鞋歪.可不知真相的人总在背后议论这件事，我的情绪也很低落。后来这件事又传到剑白书记那里，李书记十分气愤，认为这是诬蔑名人，所以特意派专人对贴小字报的人进行调查，最后终于澄清事实，还我一份清白。
 这件事给我造成了极大伤害，工作也一度受到影响，后来经过一年多的彻底整顿，棋院工作才步人正轨。不过棋队的训练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个人赛与团体赛成绩始终保持在前六名。期间，香港金钢钻队还专程来黑龙江棋院进行访问、双方进行了友好而又愉快的交流。1987年初，上级将马思敦调来任棋院副院长，负责棋院的行政工作。这以后棋院再也没受到其他事情的干扰。
 1988年秋，经我和马思敦研究决定以黑龙江棋院的名义，牵头举办首届棋王赛。一方面是想通过比赛锻炼年轻队员，另一方面也想为棋院扩大影响，造些声势。
 举办棋王赛，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为了能使这次比赛顺利举行，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比赛拉赞助。1988年10月9日，棋王赛正式举行，比赛得到中国体育报社、黑龙江日报社和黑龙江电视台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亚洲象棋联合会会长霍英东先生为比赛题词:切磋棋艺，增进友谊。李剑白书记作为比赛组委会名誉主任，也为大赛题词:风云聚会，驰骋棋坛。
 参加那次比赛的都是当时圈内比较活跃的顶尖棋手，除我以外，还有胡荣华、柳大华、李来群、赵国荣和卜凤波，另外菲律宾棋王陈罗平和香港棋王曾益谦也应邀参加了本次比赛。比赛采用循环赛、一盘制，分别在哈尔滨、大庆和安达三地举行。
 这次比赛赵国荣发挥出色，积分一直领先，很有可能获得冠军，可是由于我的一时“贪心”，致使冠军旁落。
 在倒数第二轮时，我和胡荣华相遇。当时赵国荣积分最高，胡荣华紧随其后，如果我和胡荣华下和了，赵国荣便可稳获冠军。那场比赛是在安达市进行的，并且是露天表演，吸引了近千名棋迷观看。我以顺手炮开局，本来在走到第二十几手时，有一个机会可以形成双方不变作和。可我一看台下有那么多热情的棋迷在观看，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和了，太对不起大家了。而且我觉得自己的局面还算优势，如果赢了.我也可以闯进前三名。于是便主动变着，想将比赛下得激烈些。可是后来却走了一个漏步，结果将胡荣华送到和赵国荣同分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俩同为四胜三和，不得不加赛快棋。在快棋中，赵国荣不敌胡荣华，获得亚军，胡荣华则成为中国象棋史上第一位棋王以下名次依次为:柳大华、李来群、卜凤波、我、曾益谦、陈罗平。
 这次比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后经大会组委会同各方面有关人士协商，棋王赛以后将继续举办下去，每年一次，成为传统赛事。并且从第二届选出挑战者，向胡荣华挑战，争夺棋王。
 两个月后，第五届“亚洲杯”象棋赛在新加坡举行，中国台北首次参加了本届比赛，为此中国队派出了胡荣华、柳大华和李来群的最强阵容，我也作为嘉宾被邀请赴会。比赛中，台北队虽实力不俗，但并非中国队的对手，最后只能屈居亚军，中国队则第五次捧杯。
 赛后亚象联为了推广和发展象棋艺术，特向著名棋手颁发了荣誉证书，胡荣华等七人被授予国际特级大师称号，我被授予了国际大师称号。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09: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六）
 在第一届“棋王赛”上，我再次邂逅菲律宾棋王陈罗平，旧友相见自然分外亲切，一番畅谈后，陈先生向我个人以及黑龙江棋院发出邀请，请我们光临菲律宾，交流棋艺。我们十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棋王赛”结束后，由我、赵国荣、棋院副院长马思敦和“棋王赛”赞助单位哈尔滨市不锈钢制品厂的厂长一行四人组成黑龙江代表队访问菲律宾。提起哈尔滨市不锈钢制品厂，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就算是老哈尔滨人可能也不甚了解，可是要提起“他她乐”抽油烟机，也许每个哈尔滨人都耳熟能详。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她乐”这个在哈尔滨曾经红极一时的名牌产品，也被淹没得无影无踪。这一现象让我联想到象棋，这项曾在七八十年代红透全国的运动，现在的处境却也十分尴尬，这其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
 菲律宾，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了，故地重游虽然不像赵国荣他们那么兴奋，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第一次来菲，由于受到不白之冤(详情请见第四期《棋艺》)，心情分外沉重，而这次则轻松了许多。
 在菲律宾，我们除了与当地棋迷交流外，还与台北队、菲律宾队进行了一场“三角赛”。最后我和赵国荣组成的黑龙江队轻松取得冠军，台北队获得亚军，菲律宾队垫底。在菲短短数日，大家都十分开心。当我们回国时，又应香港棋界邀请，在港逗留了数日，之后取道澳门，然后回到黑龙江，紧接着又应邀出席亚洲杯，那段时间真是马不停蹄。
 亚洲杯回来后，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没想到又收到新加坡发来的邀请函，希望我去新加坡任教。原来亚洲杯上，我与新加坡代表相处得十分愉快，并在棋艺上给予他们一定指点。他们回去，决定从中国请一名高水平的教练员，经过仔细筛选，他们选中了我。
 接到邀请，我考虑再三，因为当时团体赛要开始了，如果我在这时走了，有可能无法参赛。最后对方保证，只要我在新加坡执教六个月，保证我能如期参加团体赛，于是我便同意了。临走前我将女队的训练工作交给孙志伟，男队交给了赵国荣，那时赵国荣正处于棋艺的巅峰期，所以将棋队重任交给他们，我还是很放心的。
 到了新加坡，我被安排在新加坡象棋总会副会长张槐之先生的家中。那是一座三层楼的别墅，张先生将二楼腾出让我居住，他住在三楼，一楼作为我平时授课的场所。
 新加坡是一座花园式的城市，绿化很好，各种绿地和花坛点缀于林立楼宇之间，将整座城市装扮得十分美丽。而且新加坡还非常干净，道路上几乎看不到痰迹纸屑，也许是市民出于对当地法律的威摄吧。据说新加坡法律规定，严重破坏环境卫生的人将被处于鞭刑，受刑者的背部会被打得皮开肉绽，要留下永久的伤痕。当然即使不采取这种酷刑，也没人会忍心破坏这清新如画的景致。新加坡人热情好客，由于那里华人众多，所以我丝毫没有身在国外的不适。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都会有专车将我送到新加坡象棋总会。白天我和一些棋友下棋聊天，晚上给前来学棋的学生们讲课，倒也十分惬意。
 来棋会学棋的主要是当地的一些大学生，这个年纪对学棋来说是晚了点，如果在国内都应该有成绩了。可是在新加坡，学棋纯属个人爱好，自己还要贴钱，所以学棋的人很少。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丝毫懈怠，仍然精心编写了教学提纲。现在新加坡一些顶尖棋手，就是我那时培养过的。
 除此以外，我在新加坡还重点培养了几名棋手，其中有郑海文和张心欢，老棋迷对这两个名字可能并不陌生。郑海文可以说是我最喜爱的一名海外弟子了，他的成绩十分优秀，也很有发展前途。但也许是天妒英才，在我回国不久，他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当时郑海文只有二十来还十分年真是令人岁轻惋惜。
 年少时郑海文就显露出过人的棋艺天赋。当年胡荣华出访狮城，曾做车轮战表演，对手中就有郑海文，他是当时惟一一位战胜胡荣华的棋手。我在新加坡期间，也最器重郑海文，对他的指导也最多、最认真。我与他一共对弈了20多盘，发现他的计算能力很强，中残技术也不错，只是布局稍显稚嫩。于是我就着重指导他的开局，将我当时最新的布局心得都无私地传授给他。
 很快我的付出和郑海文的勤奋得到了回报。随后不久在台湾举行的“中山杯”上，初出茅庐的郑海文一举战胜了台湾吴贵临、香港赵汝权等众多海外名手，获得冠军。而且由于郑海文的优秀表现，还使新加坡队获得了团体冠军。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人士十分敏感，所以我未能赴台，但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成功。
 当这位双料冠军载誉归来时，新加坡棋界安排了隆重的庆功酒会，大家都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回想起这些，我不禁又要为英年早逝的郑海文惋惜，否则他一定会成为凌驾于吴贵临、赵汝权之上的海外第一高手。 与郑海文相比，另一位受我专门培养的女弟子张心欢则偷懒多了。张心欢平时并不用功，都是草草应付了事。可是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她却战胜了来自大陆的女子第一高手黄玉莹。当时新加坡男队虽有郑海文，但在强大的中国军团面前也只有退避三舍了，可是女子却有一拼，尤其当黄玉莹知道我在新队执教后，心理就先输了一分，因为她十分惊我的布局。为张心欢制定布局时，我就断定黄玉莹会走“外五行”开局，所以我特意给张心欢摆了一套变化。比赛时黄玉莹果真走了一个“外五行”的开局，就这样张心欢有心攻无心，轻松地取得了胜利，并最后获得了女子冠军。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10: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七）
 张心欢在世界杯上意外夺冠，在新加坡象棋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我作为教练一时也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新加坡象棋总会还特意颁发给我一笔奖金和一枚银制奖牌，银牌上面刻有“教导有方”四个字。当地许多象棋爱好者也纷纷赶来向我求教，其中一位还是新加坡政府上层人物，他就是现任新加坡警察学校校长刘剑慧。
 当时刘剑慧并不在这个职位，而是警察局的一名总监。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大，只有一个警察局，下面分成四大辖区，刘剑慧是一个辖区的总负责人，相当于大陆副部级干部。年轻时刘剑蔽就十分喜欢下象棋，后来参军，为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担任侍卫长，由于工作繁忙，只好放弃自己的爱好。如今业余时间相对充沛，不禁又勾起了他的兴致。
 我本来不想继续留在新加坡，因为我与新加坡象棋总会半年的合约6月即将到期，而团体赛将于6月6日举行，我不想错过这届团体赛。可是刘剑慧学棋心切，三番五次地向我发出邀请。另外.新加坡象棋总会的名誉会长洪先生也对我再三挽留。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为他指导一个月，每天两个小时，这样我便放弃了1990年团体赛。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阵容并不算整齐的黑龙江队居然获得了冠军，圆了黑龙江几代人的梦想。每当想到三十多年的奋斗史和十次亚军(五次团体，五次个人)的尴尬与无奈，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因此还背上了“冠军主考官”这个悲情绰号。
 本届团体赛是在古城邯郸举行的，起初黑龙江队与广东、河北、上海等队相比，并不被人看好。我又身在新加坡，不能回国参赛.这对黑龙江队的整体实力影响很大。可是世事就是这样，当你拼命争取的时候，它总是擦身而过，而当你淡泊下来后，它又会出其不意的降临面前。
 当时黑龙江队出战的阵容是:一台赵国荣，二台张晓平(孙志伟由于执教女队已经退役)，三台张影富，四台为小将孙寿华(曾参加过1989年团体赛，现已调往深圳)。由于黑龙江队不是夺标热门，所以前二轮比赛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在第三轮却遇到了江苏队的有力阻击。在一台争斗中，1989年新科状元徐天红一扫往日稳健棋风，布局阶段即大胆弃炮抢攻，而赵国荣应对得当，顶住了徐天红的凌厉攻势。不过后来由于赵国荣时间紧迫，走出一步坏棋，将优势葬送，最后双方握手言和，这盘棋共用4小时8分钟。此时二台张晓平已先负于徐健秒，幸亏三台张影富战胜童本平扳回1分，而四台孙寿华弈和廖二平，这样两队平分秋色。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这场比赛最后竟成为冠亚军之争。由于团体赛是采用积分编排制，所以冠亚军之争一般多发生在中间几轮，而像这次在第三轮就碰面的情况并不多见。随后，黑龙江队又相继战平了广东、辽宁，胜上海等劲旅，终于以八胜五和的不败战绩，登上渴望三十年的冠军宝座。
 值得一提的是，四台小将孙寿华本次比赛超水平发挥，取得了四胜七和二负的优异战绩，名列四台得分第二名，被队员戏称为福将。赵国荣在一台也是不急不躁，以七胜六和的成绩位居一台榜首。
 当我回国以后，李剑白书记还曾跟我开玩笑说:“嘉良啊，你说怪不怪，你在的时候，到手的冠军咱都抓不住。而你不在的时候，冠军怎么这么轻易就到手了呢?”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我说:“我还偏不信这个邪，个人赛我非陪国荣拿个个人冠军回来不可。”
 虽然我不信宿命论，但李书记的话也不无道理，既然我把话已经放出去了，就得想办法兑现。回棋院后，我让国荣将他的对局统统翻出来，每盘棋都仔细复盘，研究其中的得失。由于刚刚获得团体冠军，国荣的心气也很高，研究得十分认真。
 赛前，石墉先生曾撰文，认为个人冠军非国荣莫属。而中国棋院也推出新政策:个人赛前二名将有资格参加世界杯，这无疑又给当年的冠军增加了几分诱惑。
 10月11日，个人赛在杭州钢铁厂揭幕。开赛伊始，国荣状态奇佳，创下了大赛中鲜见的六连胜的记录。其中尤以第三轮战胜吕钦最为惊险，因为此前，吕钦有45局慢棋19胜26和的战绩。对吕钦一战，国荣幸运地拿到了先手，两人采用仙人指路对卒底炮布局，前20回合局势平稳，第21回合，国荣一着跃马捉车吹响进攻号角，最后形成车双兵对马炮卒单缺象的必胜残局，破了吕钦的“不败金身”。
 这期间，国荣每逢关键战斗，晚上回驻地后都要与我仔细拆棋，同时还要搜集赛场最新的布局资料，认真总结自己的得失。
 最后一轮前，国荣已经取得了八胜四和的成绩，而李来群以0.5分的差距紧随其后。第十二轮下完后，国荣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回住所，而是前去观看李来群对林宏敏之战，直到林宏敏成功逆转才安心离去。最后一轮，国荣轻松地与林宏敏下了一盘和棋。这样他终以八胜五和的上佳成绩夺冠。
 这一刻望着国荣，我高兴得竟流下了热泪，为了这个冠军，我付出了许多，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在徒弟的身上实现了，怎能不让人高兴，怎能不让人感动。
 回省以后，棋院领导专门举行了一场庆功会，会上李剑白书记特为赵国荣题写了“双料冠军”四个大字。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10: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八）
 人在努力奋斗的时候，再苦再累也不会退缩，可是一旦目标实现以后，便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提不起精神来。
 1990年，黑龙江队取得了男子团体和个人两项冠军，我和赵国荣，还有其他队员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紧张的神经再也无法绷紧，这也为黑龙江队在1991年全国大赛上的“败走麦城”埋下了伏笔。
 获得冠军以后，赵国荣的应酬明显增多，后来又被日本朋友邀去讲学，所以练棋的时间相对少了很多。而我看到女队这几年从无到有，队员也逐渐成熟起来，便将训练的重点转移到女队，而忽略了男队。
 根据团体赛要求，女队要有三名队员参加，可是当时我们只有张晓霞和张梅二人，还差一人，我只好再一次四处寻求好苗子。这时有人告诉我正在举行的哈尔滨市职工象棋赛上，有一个名叫张慧娟的女孩棋艺不错。后来我专程去了一趟赛场，觉得她杀棋不错，只是年纪大了些，发展空间不大。不过除她以外，实在没有更好的人选了。
 女队组建好后，由孙志伟主持日常训练，我每周都会抽出几天与女队员下指导棋，这段时间女队成长很快。
 1991年10月，全国团体赛在江苏无锡拉开战幕，黑龙江男队作为上届冠军，其他队伍都格外重视，每战都是真刀真枪的硬仗，毫无取巧可言。上次福将孙寿华也“原形毕露”，13轮棋大输特输，拖了后腿，最后黑龙江队被挤出六强。
 然而霉运并未结束，在随后进行的个人赛上，赵国荣的状态极其糟糕，成绩也是一落千丈，连前16名都未进去，“昔年冠军未进l6强”成了当年棋坛最大的新闻，那也是赵国荣从艺以来成绩最差的一次。好在女队的表现尚可，张晓霞、张梅一个第三、一个第九，多少为黑龙江队保住了些许颜面。而且以后几年里，女队的成绩一直不错，多次打入前六名。
 有时失败也是必要的，它如一剂良药能更好地激励人们继续奋斗的决心。面对惨败黑龙江队重新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都决心在1992年打一场翻身仗。
 很快1992年团体赛在江西抚州打响，男队由于整体实力偏弱，再次被挤出六强，不过女队三张表现出色，获得第四名。个人赛上赵国荣经过一年的休整，再次表现出强大的实力，获得冠军，黑龙江队已经走出了失利的阴影。
 转眼到了1992年10月，我已年满60周岁。按照规定，我应该解甲归田——退休了，可是组织上为了迎接1993年的七运会，决定让我再坚持一年，继续负责棋院的训练工作。于是为了在七运会上黑龙江队能有个良好的表现，我又重返赛场参加了1993年的团体赛。
 1993年团体赛是在南京举行的，黑龙江队由赵国荣坐镇一台，我打二台，三台和四台分别是张晓平和张影富。这次实力要大大强于前两年，最后我们获得了亚军。
 团体赛上，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可以，而且以后几乎没有参赛的可能性了，所以我又毅然参加了8月份在青岛举行的个人赛。
 开赛伊始，我的势头不错，前四轮取得了两胜两和的战绩，与赵国荣、吕钦并髻领先。这时许多媒体纷纷刊出“王嘉良宝刀不老”的文章，我也信心十足决心再次冲击三甲。
 第五轮，我后手遇上大连卜凤波，我俩以中炮横车七路马对屏风马开局，弈至中局(如图)我已反先并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于是便放手挺进中卒以求速战速决。其实这时最佳着法应走象3进5打马，这样红方只能马七退九(如马七进九，则车7退2捉死红马)逃离战场，我的后方将无后顾之忧。
 卜凤波反应极快，马上发现了我的失误，立即车二进四捉我士角炮，在我支士后，又马七进九踩象，我象3进1后，他又马九退七。如此二个回合后，我认为自己的优势仍然很大，所以决定弃象继续冲卒，却未料到红方几步腾挪后竟抢先成杀。
 输给卜凤波以后，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感觉精力和体力也明显跟不上了。由于已无法取得优胜名次，以后的几盘棋，我下得很一般，和棋较多，最后对傅光明一役更是草草收场，结果我刚好保本，获得了第23名。赵国荣表现尚可，获得第五，张梅获得女子组第三名。(待续)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10:00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九）
 1993年。我己年满60周岁。但是为了当年的全运会，我又分别参加了团体赛和个人赛。在团体赛中我们队发挥较好，取得了业军，但是在个人赛中。我却明显感到体力不济，看来人不服老是不行的个人赛网来不久。我就办理了退休手续。并把棋院院长的帅印交给了赵国荣。
 由于赵国荣有比赛在身，所以很难抽出时间抓《北方棋艺》的工作。于是《北方棋艺》编辑部又与我签了三年合同。返聘我担任主编。我一琢磨，反正自己退休后也没什么事，身体也不错.何况几十年的棋就这么扔了.怪可惜的，便答应了下来。
 当时，《北方棋艺》己从棋院分离出来。采用集体承包，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虽说销量不错，基本维持在三万份左右，但我仍然觉得风险较大。于是便决定对外开设象棋函授班.这样既能创收，又能推广棋艺。
 由于那时国内的象樵氛围还比较好.有许多想要进修的棋迷，所以我们一下开办了初中高三个学习班。初级班由栾晓蜂主讲，中级班是孙志伟，高级班由李中健和我担任主讲，我还特意为学习班编写了教材。令人欣喜的是，这些教材很受欢迎，除了学员购买外，还成为许多象棋爱好者手中的抢手货，所以我们印制的两千多本教材很快便销售一空二最近我有一本新书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内容很多都是选自当年学习班的教材，当然对其中许多现在已不适用的套路也都相应做了改进。
 虽说当时(北方棋艺》已从棋院独立承包出来.但编辑部仍在棋院.所以我有空的时候经常会到棋院去看看，偶尔还会与一些年轻棋手一下些指导棋一退休以后，我开始还很为黑龙江队担心，因为人员匾乏一直是困扰棋队发展的难题不过这种担心现在看来倒是有些多余，因为男队新调来的聂铁文，虽说年纪尚小，但总算填补了空缺.女队随着张晓霞和张梅的退役。王琳娜和郭莉萍均已能当大任了。这一点从1994年和1995年的全国赛上就可以看出来
 1994年团体赛于5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共有40支男队参赛。女队也增加到了23支黑龙江男女队的成绩都比较令人满意，男子获得第五名，并于次年重新打入前三，而女队也取得了1994年亚军的好成绩随后在湖南郴州进行的个人赛上.赵国荣被寄予厚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业余棋手出身的吉林象棋大师陶汉明后来居上，最终获得冠军，爆出了当年个人赛最大的冷门，而赵国荣最后只获得第六名。不过几员女将的表现却很值得称道，郭莉萍和王琳娜分别获得第四名和第六名，同时王琳娜还被晋升为国家大师。
 比赛结束后，赵国荣对这个第六名颇为不满意.看他的劲头。我感觉到在1995年的个人赛上甲他还会有所突破。于是便决定随军出征，为爱徒助威。
 1995年个人赛在江苏吴县市的国防园里举行，令人愈想不到的是.第二轮赵国荣即遭败绩。当时他的对手是许银川。中局的时候.小许将赵国荣的边马团团围住.并由此确立多子之优.虽然赵国荣后来剿灭了对手小兵，但败局己难以挽回。
 第二轮即遭败绩。我原本以为会对赵国荣产生较大的影响。可他并没有惊慌.在以后的几轮中反而愈下愈稳，愈战愈勇，尤其是在第七轮与吕钦一役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健，这盘棋令我十分难忘，开局伊始.赵国荣即主动兑去双车，利用自己子力位置的优势步步紧逼。着法细腻异常，充分显示出南北相济的风格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下不出这样的棋的.而赵国荣却能走出来，足以证明他的水平已完全超越了我，我感到很欣慰!(现将这盘棋附于文后，请各位读者同欣赏)
 战胜吕钦以后，赵国荣通往冠军的道路己变得十分平坦，最终凭借小分的优势第三次登上了全画冠军的宝座。
赵国荣(先胜)吕钦 飞相对左过宫炮 1. 相三进五炮８平４ 2. 马二进三马８进７ 3. 车一平二卒７进１ 4. 兵七进一车９平８ 5. 马八进七象３进５ 6. 炮二进四马２进１ 7. 炮八平九炮２平３ 8. 车九平八车１平２ 9. 车八进九马１退２ 10. 马七进六炮４进２ 11. 炮二平三车８进９ 12. 马三退二炮３平１ 13. 炮九进四马２进４ 14. 炮九平八炮４平１ 15. 马六退七象７进９ 16. 马二进四卒３进１ 17. 兵七进一象５进３ 18. 马四进六后炮平５ 19. 士四进五炮５进４ 20. 马七进六炮５平９ 21. 炮八平九象３退１ 22. 前马进四马７退８ 23. 马四进五马８进６ 24. 炮三平二马６进８ 25. 兵九进一炮１平３ 26. 马五进七炮９退１ 27. 马七退九炮９平６ 28. 马九进七炮３平６ 29. 马六进五后炮退３ 30. 炮九进三士４进５ 31. 马五进七前炮退３ 32. 后马进五前炮平５ 33. 马五退三马８进６ 34. 兵九进一士５进６ 35. 马七退六士６进５ 36. 兵九平八马４进３ 37. 马三退五马６进５ 38. 马六退五马３进４ 39. 兵八进一卒９进１ 40. 炮二平七士５进４ 41. 炮七进三将５进１ 42. 炮七退五炮６平８ 43. 炮九退五马４退５ 44. 马五进四炮８平６ 45. 马四退三马５进７ 46. 马三进五马７进６ 47. 马五退四炮６进５ 48. 炮七平五将５平６ 49. 炮九进一炮５进２ 50. 炮九平一（红胜）

西门秋水 发表于 2006-1-25 11:11:00

王嘉良回忆录（三十）
 1996以后，国内的象棋环境变得有些萧条。同时，黑龙江棋院还面临着后继乏人的严重窘境，而赵国荣在接任棋院院长工作以后，公务繁忙，加之还要长时间赴日本讲学，所以象棋水平已呈下降趋势，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今年个人赛他居然降入乙组。老大师张影富由于年龄偏大也退役了，青年大师张晓平也没有了昔日的锋芒，新秀聂铁文还需历练，看到这种状况，我也无可奈何。后来我对女队教练孙志伟说:“从现在的情况看，男队以后很难出什么好成绩了。倒是女队，王琳娜和郭莉萍的成绩还不错，你要重点培养她们。”从那以后我也经常去女队陪她们练练棋。
 果然在这几年里，男队一直成绩平平，女队成绩还算令人满意，王琳娜在1997年还获得女子个人冠军，郭莉萍也多次进人前六，而且她们还合作夺得了2000年团体赛和体育大会两项团体冠军，实现了黑龙江女队零的突破!
 象棋市场的萎缩还直接导致了《北方棋艺》销量的下降，降幅高达一万余册。看到这种情况，我心急如焚，最后体委领导决定将杂志社并人发展较好的当代体育杂志社。当时我对此不太理解，认为《北方棋艺》还能坚持下去，但在参观了当代体育杂志社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观念太落后了。因为当代体育杂志社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办公，排版和制作全部用上了电脑，所有工作在社内即可完成，而且发行渠道也很健全，于是我欣然同意并人。就这样，1997年的上半年，《北方棋艺》正式并人当代体育杂志社。
 合并不久，我们对《北方棋艺》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不仅从社会中招聘了一些高学历的年轻编辑，还将杂志从32开本变为16开。1999年，《北方棋艺》正式更名《棋艺》，并将象棋和围棋分开出版。这一举措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销量也连年上升。
 我的“回忆录”写到这里也该告一段落了，回忆我这一生，象棋给了我很多，我也为象棋付出了很多，不过最令我遗憾的是，这一生始终与全国冠军无缘。这其中固然有我自身状态的原因，但也有裁判执行两种标准造成的。例如1987年在番禺举行的全运会上，本来我们黑龙江队在前几轮中保持不败，独领风骚，可是在对广东队的一场比赛中却出现纠纷。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三四台已经打和，一台赵国荣对杨官磷已取得多两兵的优势，我对吕钦也后手反先，如果此场赢了，我们将提前夺冠。可就在我车七进二吃兵时(我是推子行棋)，裁判却判我违例，以前我也这样走过棋，从来就没有被判违例，可这次这名上海籍裁判非要判我违例，我非常生气，就和他理论了几句，可最终也无济于事。经历了这场风波后，我的心情糟透了，棋下得也没有了章法，最后竟被吕钦翻盘了。更令人气愤的是，第二天的大赛赛程表中竟赫然写下“黑龙江队昨日犯规”几个字。辽宁棋手尚威看到后，跑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告诉了他，他听后，用浓重的辽宁口音说:“那不对呀，广东也犯规了，为什么不贴呢?”原来他与广东邓颂宏对弈时，邓也犯规，这一点在记录纸上也有记载。一听这话，我又忍不住找到裁判组，质问他为什么不将广东犯规的事上报，怎么棋坛上也有黑哨呢?这时裁判长又来劝我，说:“老王啊，今天你们要是赢了四川队不照样是冠军吗?”虽然我再三要求，但他仍然没有将广东犯规的消息登出来。当时比赛的时间要到了，就不再跟他纠缠下去了。按理说，四川队实力本来不是很强，可是没想到他们在这场比赛中发挥得相当出色，我居然输给了蒋全胜，也使得黑龙江队与冠军无缘，最终屈居亚军。
 虽然像这样裁判干预比赛的事情现在已经很少发生，但是并没有彻底杜绝。所以作为老棋手，我衷心地希望棋手能在一个纯净的氛围里对弈，这也是我对棋坛的最后一点希望!
 在文章最后，我将自认为象棋生涯中最难忘的一盘棋献给大家，以作结语。这是我在1950年与东北名手赵文宣的一局棋，赵文宣与我可谓亦师亦友，对我的帮助很大。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局棋略显粗糙，但是充分反映出我喜攻好杀的棋风，对我以后从事象棋事业影响很大!
锦州赵文宣(先胜)哈尔滨王嘉良 1950年3月弈于哈尔滨) 中炮过河车对屏风马左马盘河
1. 炮二平五马８进７ 2. 马二进三车９平８ 3. 车一平二马２进３ 4. 兵七进一卒７进１ 5. 车二进六马７进６ 6. 马八进九卒７进１ 7. 车二平四马６进７ 8. 炮五平七象３进５ 9. 炮八进二炮８进５ 10. 相七进五马７进５ 11. 相三进五卒７进１ 12. 马三退五炮８进２ 13. 相五退三炮８退３ 14. 炮七进一炮８平５ 15. 马五进六炮５平９ 16. 马六退四炮９退２ 17. 马四进三炮９平７ 18. 兵七进一象５进３ 19. 炮八平五士４进５ 20. 车九平八炮２进２ 21. 炮七平五卒７平６ 22. 后炮进三象７进５ 23. 前炮退一炮７进５ 24. 士四进五炮７平９ 25. 马三进二车８进３ 26. 车四平二炮２平５ 27. 车八进七车１平４ 28. 车八平七车４进５ 29. 马九进七将５平４ 30. 帅五平四炮９平４ 31. 车七退一炮５进４ 32. 车七平八象５退３ 33. 车二平七象３退５ 34. 车八退五（红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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